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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的珍珠――论当代儿童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形象(2009级研究生马皓月毕业论文,导师方卫平教授)

[日期:2012-09-20] 来源:马皓月 作者:马皓月

 

学校代码  10345                 研究类型   基础研究
 
 
 
 
题 目:           底层的珍珠             
 ——论当代儿童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形象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级:  2009级      号: 2009210431   
研 究 生:   马皓月   指导教师:   方卫平       
中图分类号:I207.8  论文提交时间: 2012 523
 
 
底层的珍珠
——论当代儿童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形象
PEARLS OF THE BOTTOM
-- ON THE IMAGE OF"LEFT-BEHIN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NOVELS
                       
作者:马皓月
                       Author:Ma Haoyue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Master
中国现当代文学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浙江师范大学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指导老师:方卫平
                     Director:Fang Weiping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May23,2012


底层的珍珠
——论当代儿童小说中 的“留守儿童”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表现的题材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陆续出现了诸如改革文学、农民工文学、打工文学等反映时代大潮的文学样式。但是还有一类文学现象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以留守儿童为表现对象的当代留守儿童小说。
留守儿童问题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的前沿话题,却仍未成为儿童文学的热门话题。在儿童文学领域,以“留守儿童”为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所占比例较小,精品甚少。当下对留守儿童小说的研究十分匮乏,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小说中“留守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和丰富性研究的不够,对他们富有个性与共性的心灵图景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对留守儿童形象塑造的方法,以及留守儿童小说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乃至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坐标没有给予准确定位。
本研究立足十余年间的留守儿童小说创作,从儿童观的角度,运用童年历史学、主题学、形象学、心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将“留守儿童”形象较为细致全面地还原出来,以求再现其丰富的心灵图景。
除绪论和结语,正文共有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留守儿童小说的创作现状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留守儿童小说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会批评与审美批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个基本维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从社会维度对留守儿童形象、人物关系、儿童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对留守儿童形象类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主要分为孤独的守望者、儿童天性的扭曲者、命运的抗争者三类,在每种类别中又根据留守男童与女童的差异细化出小类,并具体描述了留守儿童形象所表现出的特殊心灵图景;第三部分以留守带给儿童的心理阴影,亲情缺失以后的情感代偿,留守儿童对城市文明的想像和体验等三方面为出发点探寻构成留守儿童形象类型的复杂成因。第四部分从审美维度对留守儿童形象进行分析,探讨了建构留守儿童形象的审美距离、审美视角以及审美旨趣等多重审美维度。
绪论部分提出了研究对象及现有研究的不足,结语部分则从多角度肯定了留守儿童小说的价值及意义。从“源头”和“归宿”的映照中,紧紧围绕“留守儿童形象”进行分析,确定了留守儿童小说创作的思想价值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独特性,并挖掘了影响留守儿童小说创作的因素。对于笔者而言,当下能够穷微薄之力为留守儿童小说研究提供现实的成果,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留守儿童小说;儿童形象;儿童心理;审美维度
 
 
 
 
 
 
 
 
 
 
 
-- ON THE IMAGE OF"LEFT-BEHIN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NOVEL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s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more and more literary representing subjects appears, such as reform literature, peasant labor literature; these literatur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issues of  today’s China. However, one literature phenomenon, namely the novels about left-behind children(LBC), is overlooked by many scholars.
Although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ssue is a thorny social problem in present-day China; and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the children literature seems ignore this topic; very few works about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en found in the children literature, especially novel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importance and effect of novels about LBC in the contemporary children literature. This thesis tries to study the LBC novel writing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ld; it uses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say the childhood history, thematology, psychology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study, to reproduce the imag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thesis consists 4 parts counting off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studies of LBC novels are reviewed, while in the conclusi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BC novels are discussed. Part 1 defines the concept of LBC novel based on the status of writing and study of LBC novels. It points out that social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criticism constitute the main aspects of literary criticism. Part 2 and part 3 discuss the images of LBC character relations, and children’s mentality from the social aspect. In part 2, a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of images of LBC is carried out; it mainly divides into three regimes, namely the lonely watcher, children with distorted childhood, and struggler of fate. In every specific regime, the nuance of boy and girl is observed; thus that the inherent images of LBC are vividly presented. Part 3 discusses complex cause of images of LBC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i.e., the mental and physiological impacts of LBC due to the lack of parental care-taking, the affection compensation with ignorance of parental love, and LBC’S imagination and experience of cities. Part 4 studies the images of LBC from the aesthetic aspect; it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distance, aesthetic viewing angle and aesthetic objective to the image of LBC.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image of LBC, and discusses the value in thinking of LBC novel wri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 literature and the affecting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valuable to the study of LBC novels.
 
KEY WORDSLeft-behind Children novels; the image of the child; child psychology; aesthetic dimension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表现的题材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丰富,陆续出现了诸如改革文学、农民工文学、打工文学等反映时代大潮的文学样式。但是还有一类文学现象长期为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以留守儿童为表现对象的当代留守儿童小说。
留守儿童小说与留守儿童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对文学表现领域的扩展,不仅是儿童文学承载了反映社会的功能,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讲,当代儿童文学中的留守儿童形象,在文学的审美品性、审美价值建构和价值观建构上使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儿童文学呈现出更为宏大的文学史意义、审美意义以及文学的社会参与意义。
就当代留守儿童形象而言,从创作上讲,它还不能够和主流的当代文学甚至是主流的儿童文学所呈现出来的意义相比。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这类文学现象的借口,也不能否定它的文学史地位。从文学研究上来说,留守儿童形象长期为主流的研究者所忽视,这不仅反映出当下文学研究的缺失,也反映出人们在研究方式、研究视角、方法论等方面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留守儿童形象长期游离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从而反过来造成了文学研究的缺憾,并进而造成了人们在思维方式、话语言说及其理论建构上的偏颇。
本文选取留守儿童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当下学界对留守儿童形象的研究重视不够(具体见本文后面的研究现状分析);第二,留守儿童形象作为文学现象理应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第三,当下对留守儿童形象的研究除了在量上的不足之外,在质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的陈旧,研究对象的界定不严密,方法论的不适当,甚至人为的歧视;第四,留守儿童形象在自身的发展、建构与言说上还有待完善。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当代儿童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时间段从1999年第一部反映当代留守儿童形象的作品开始至今,试图以留守儿童形象为突破口,从留守儿童形象的类型、成因、美学价值、审美建构、言说方式等方面阐释当代儿童文学小说中的“留守儿童形象”的文学史意义及其审美意义,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言说方式。


  
 
改革开放带来了一场淘金盛典,这场盛典席卷到农村,不少农民或是主动或是被迫地来到陌生的城市,变成“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流血流汗。而城乡二元化体制及固有的户籍制度,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本应是农村中坚力量的青壮年却成为一股像候鸟一样的流动人口盘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童”是指“留守儿童”,“孤”是指“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但那时的留守儿童是专门指改革开放后被出国留学或工作的家长留在国内、托老人照顾的孩子,这一部分孩子可能是学术界确认的最早的“留守儿童”。[①]后来,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原住地到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或城市打工而将孩子留在户籍地,这样一个庞大的儿童群体被学术界称为“农村留守儿童”,泛指“留守儿童”。
广义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其他城市或国家,被父母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包含早期的留守儿童和当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狭义的留守儿童专指农村留守儿童(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即父母双方或一方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本课题所研究的对象是狭义的留守儿童,即“农村留守儿童”,以下简称“留守儿童”。
据全国妇联2008年2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有4000万人。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达28.29%,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②]在1.3亿农民工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5800万留守儿童在亲情与教育的双重缺失下,孤独地成长。
近年来,随着打工文学的兴起,以及底层文学、新乡土文学的重新审视与建构,“留守儿童”这个边缘、底层的儿童群体,作为一个新的题材开始进入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视野。农村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正在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由于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与家庭教育,比流动儿童存在更多自身与外在的问题,更具有典型性。此外,在所有留守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从文本数量、文学性、审美性上都明显优于其他体裁的作品。因此,本课题将以描写农村留守儿童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一)留守儿童小说的创作现状
 
目前,留守儿童小说呈现出数量递增,但精品不多的局面。农村留守儿童自我言说的缺席,使得他们更加依赖成年作家的代言。作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被唤醒,一批直面现实社会和留守儿童内心问题、富有忧患意识的凝重之作涌现出来。
体裁上,以长、短篇小说为主。长篇小说呈现的是留守儿童留守生活及成长的一段历史,往往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跨度。根据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代表作品有《山里的阳光》(邓湘子,1999.8),《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2002.1),《空巢》(牛车,2008.1),《蜻蜓,蜻蜓》(殷健灵,2008.3),《留守》(贺享雍,2008.5),《穿过忧伤的花季 》(王巨成,2008.11),《水边的仙茅草》(陶江,2008.12),《当着落叶纷飞》(陆梅,2009.1),《少年阿山》(唐樱,2009.3),《手掌阳光》(曾小春,2009.4),《雪袍子》(西篱,2009.6),《一个男孩的河流》(常星儿,2010.3),《离殇》(雪燃,2010.5),《留守》(姚岚,2011.4)等14部。短篇小说由于体裁和字数的限制,往往节取留守儿童生活中一个独特的片段或事件,情节短小却紧张,时间跨度不明显。笔者阅读了2000年至2009十年内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少年文艺》(江苏)三种品质较高的儿童文学期刊,共找出48部留守儿童短篇小说,《儿童文学》22部,《少年文艺》(上海)14部,《少年文艺》(江苏)12部。此外,还有2部留守儿童中篇小说值得关注,分别是李有干的《小孤舍》和舒波辉的《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具体作品分布见附录中的《三种儿童期刊留守儿童小说分布表》。
按作家类型分,分为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留守儿童小说与非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留守儿童小说。
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留守儿童小说,是给儿童看的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中写留守儿童小说活跃的有邓湘子、王巨成、曾小春、陆梅、殷健灵等,他们多有此类长、短篇作品发表。邓湘子的《山里的阳光》出版于1999年,是目前笔者发现的最早的留守儿童长篇小说,其还写有短篇小说《竹子是否逃离家乡》;陆梅的《当着落叶纷飞》就是将其短篇《谁能把春天留住》扩展成长篇的;殷健灵将其《蜻蜓,蜻蜓》中的一节《山在远处睡》提炼成一个短篇;曾小春的短篇《西去的铃铛》、《穿双棉鞋回故乡》、《花会》,长篇《手掌阳光》都是以留守儿童为题材的小说。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曾小春的小说集《公元前的桃花》,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均获得了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可见,留守儿童题材的作品不仅逐年增多,其创作质量与艺术高度也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肯定。
非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留守儿童小说,是专门写给成人看的儿童,多批判成人世界的残酷所导致的留守儿童天性的失落与扭曲。如毕飞宇的短篇《哺乳期的女人》(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陈应松的短篇《送火神》(《天涯》,2011年第5期)。也有的作家并没有清晰地界定自己是为成人或儿童写作,但擅长采用儿童题材,或以充满童真的视角来观察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或以儿童的视角来看破成人世界带给儿童的伤害。这些作品既属于成人,也属于儿童。典型的有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以及刘庆邦的《八月十五月儿圆》。
 
 
随着留守儿童小说数量的增多,目前研究“留守儿童”题材小说的论文也渐次增多。但从整个儿童文学评论和批评领域来说仍显单薄和不足。
也有一些论文是对两部作品的比较分析,如 “晓禾缤纷”(网名)在2010年1月20日于其博客中写有《留守儿童的文学表现》一文,从儿童叙事本位的角度对比了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谢琳薇在2012年第1期《山花》杂志上发表了《从<空巢>与<留守>看留守儿童小说中的另类成长》,综合分析了《空巢》和《留守》两个文本中留守少年的独特成长过程。
以上两类论文丰富了留守儿童小说的研究面貌,但是缺乏对留守儿童小说的整体性研究,往往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没有对留守儿童群像进行分析与总结,不够全面。
有一些评论家则关注着以“留守儿童”为题材的众多文学作品,并能提出一些概念或者主张。如李东华在2008年的《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了《谁来做2000万留守儿童的文学代言人》,并在其2010年6月出版的论文集《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中录有《农村留守儿童:文学不能遗忘的角落》,看到了与农民工相比,留守儿童无法为自己代言的现实,遂以“文学干预现实”、“文学为弱者呼”的口号呼吁作家们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写作。2010年1月22日,中国作家网收录了《王泉根:2009中国儿童文学关键词》一文。王泉根将“农民工子弟文学”列为六大儿童文学关键词之一,他认为“直面现实生存困境中艰难成长的进城农民工子弟与农村留守孩子的众生相,是近年来儿童文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并且肯定了“农民工子弟文学”出现了一批思想性、时代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佳作,如广东作家曾小春的长篇小说《手掌阳光》(明天出版社)、四川作家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庆诗人刘泽安的儿童诗集《守望乡村的孩子》等都引起了文坛关注。王泉根还在《儿童文学守望乡村》(人民日报,2010.6.1)一文中认为新世纪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关注“三农”问题具体体现在“农民工子弟文学”。当今农民工子弟的生存现状,就个体身份与具体处境而言,可以分为“农村留守儿童”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两大类,简称“留守类”和“进城类”。王泉根重视留守儿童题材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及现实意义,并且首次提出了“农民工子弟文学”这一概念:“从农村写到城市,从小说写到诗歌,从不同维度讲述着一个个充满偶然性的农家故事和农民娃娃的成长际遇,透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命运交响,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的满腔挚爱与对农村孩子生存现状的忧思关切,感受到现实主义依然是儿童文学坚守的精神。”从王泉根宏观的概述中,可以确定现实主义、农村题材、“农民工子弟文学”是当代留守儿童小说的关键词。
谢琳薇在2012年第1期《山花》杂志上发表了《从<空巢>与<留守>看留守儿童小说中的另类成长》一文,她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将留守儿童小说定义为:“以6—17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为主人公,着力表现其在留守背景下的生活状态及身心成长历程的小说。其表现出两大特性:原创性和当下性。留守儿童小说完全由中国作家创作,不依靠、借鉴、引进外国文学,且其构筑的农村场景和生存状态兼具乡村的质朴与落后封闭的精神污染两面,并不诗意地提纯农村环境和留守儿童的人性。”这篇论文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了留守儿童小说的定义,对《空巢》(牛车)和《留守》(贺享雍)这两部思想内涵比较接近的长篇小说作比较,但是并不能概括留守儿童小说的全貌。并不是所有留守儿童都在成长中异化,并且被孤独和阴暗的力量吸附得无法自拔。也有一些留守儿童能够克服留守生活的弊端,在孤独中顽强地生长,他们是底层的珍珠,也是阡陌中开出的花朵。此外,笔者对“并不诗意地提纯农村环境和留守儿童的人性”持保留意见,许多留守儿童小说对乡村风景以及儿童游戏的描写都十分诗意化细节化。因此,要综合近十年内关于留守儿童的小说文本,才能还原留守儿童的真实形象,改变公众和媒介对“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的刻板印象,帮助留守儿童撕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污名化标签。
在王泉根“农民工子弟文学”和谢琳薇“留守儿童小说”的定义的基础上,笔者将“留守儿童小说”定义为:以未满18周岁(主要集中在617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为主人公,表现留守背景下儿童的成长经历,反映留守儿童教育、生活、学习、情感状态和身心发展等方面的小说。此类小说具有三大特性:代言依赖性、本土原创性、当下现实性。代言依赖性表现在留守儿童自我言说的缺席往往需要依赖成年作家的代言,不同于农民工为自己代言的打工文学;本土原创性表现在留守儿童小说完全由中国作家创作,反映中国本土的农村问题,不需要依赖和借鉴外国文学;当下现实性表现在此类小说反映着当下真实的农村生活,即社会转型期被城市化进程所挤压的农村以及村中老弱妇孺的整体群像,有时也会以儿童的视角观察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及农民工们的生存状态,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品。大多数留守儿童小说的现实与文本之间存在着超短的审美距离,富含多重审美视角,并且具有“含泪的微笑,哀而不伤”的审美旨趣。
 


 
 
按照留守儿童面对留守生活的态度以及具体的成长方式,可以将留守儿童分为三种形象类型:孤独的守望者、儿童天性的扭曲者、命运的抗争者。《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的特色和切入点为:“按年龄分层,将农村留守儿童分为幼儿(0-5周岁)、义务教育阶段儿童(6-14周岁)和大龄儿童(15-17周岁)三个部分,了解其各自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将性别作为贯穿年龄分层与问题分析的一个基本视角和主线,认识并揭示农村留守儿童现状与需求的性别差异。”[③] 心理学家以第二性征为基准,将青春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性征出现以前称为前青春期,将第二性征出现以后称为青春期。世界卫生组织规定10-20周岁为青春期,而中国一般为11-17周岁。本文根据以上数据以及现有小说文本,将留守儿童形象限定在6—17周岁,分为前青春期儿童(6—10周岁)和青春期儿童(11—17周岁)。“孤独的守望者”一般是前青春期儿童,而“儿童天性的失落者”及“命运的抗争者”多处于青春期阶段。由于不同阶段的男孩和女孩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采用社会维度的文学批评方法,沿用《报告》的社会学方法,在三种形象类型的基础上又按照年龄及性别对留守儿童形象进行了细分。
 
 
孙末楠在他的名著Folk Ways开章明义就说:人类先有行为,后有思想。决定行为的是从实验与错误的公式中累积出来的经验,思想只有保留这些经验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④]孤独的守望者,大致是处于前青春期6—10岁的留守儿童。“孤独的守望”意味着留守儿童在孤独中等待父母的归来或是期望获得周遭人的重视。他们的灵魂透明如蝉翼,却无法清晰果断地表达自己。有稚拙纯真、敏感多思的留守女童安安和秧宝宝,也有单纯质朴、孤独无助的男孩狗小和小宝。他们在语言表达上是弱势的,无人倾听的,但却是行动的强者,凭借的就是那颗透明善良,没有受过污染的心灵。无论是在大街小巷游走,或者是以对别人好的方式期待被发现,都是想通过对外界的了解、他者的认可来确认自己,建构自我。
1.“蜻蜓”——稚拙敏感的纯真少女
殷健灵对八岁的安安有这样的外貌描写“她的五官都细小,眼睛像细细的竹叶,嘴角微翘,像新挂的豆角儿,圆脸,鼻子犹如一粒嫩白的扁豆。这样一张脸,往往令人想起树枝上新萌的嫩芽,或者挂了露珠的花蕊”[⑤]而王安忆笔下9岁的秧宝宝有着这样的外貌“和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一样,皮色很黄,五官就像生气似的蹙着。神情确实也有些忧郁。但秧宝宝还是有她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又黑又密,和他这个年纪很不相符地,黑亮着……人们看见了,都会说:这孩子的头发实在好。但也有那么几个老婆婆什么的,却说:这小孩头发这么多,心思不晓得有多少。”[⑥]
    从上面的外貌描写可以看出,前青春期的留守女童,往往有着纯真稚拙的外貌,像新芽,像花蕊,像蜻蜓透明的羽翼;而下面的动作描写则能勾勒出她们敏感多思、言不由衷的性格。
当安安送妈妈坐车到城里的时候,“安安站在原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想奔跑几步,或者抓住车门,死命的哭喊。可是她没有,车子启动了,安安将眼泪逼回去,腮帮子那里汩汩地往外冒酸水,好像嚼了一颗未熟的梅子。”[⑦]
安安努力地让远行的妈妈不要担心,努力地阻止眼泪流下。妈妈走后,安安常常独自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在椅子上呆一会,环顾妈妈放在原处的整整齐齐的东西;每次都将压在桌子玻璃板下面的合照看上很多遍;在电视中寻找妈妈的影子,担心妈妈所在的那个城市的一切新闻;常常幻想和妈妈同桌吃饭的光景……安安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妈妈的思念,但是她的行动泄露了她的秘密。安安爱妈妈,不想让妈妈离开,却又理解妈妈的无奈。安安是懂事的,也是隐忍的,但毕竟这个年纪的孩子行动多于言语,无法真实地喊出内心的渴望。
如果说安安敏感多思的性格特征体现在对妈妈的感情上,而秧宝宝则体现在与李老师家的两个成年女性曲折的友谊上,她们往往用沉默的行动力代替话语言说。陆国慎是李老师的儿媳,闪闪是李老师的女儿。秧宝宝一开始对这个新家感到疏离,内心充满了孤独。与陆国慎、闪闪有不少“爱与恨”的交集。秧宝宝一开始和陆国慎好,因为有相同的“这个家的外人”的境遇。当秧宝宝与陆国慎的友情受到挫折以后,进入冷战期,但是她们即使不说话,也会默默地互相呵护。秧宝宝冒着酷热跑到医院为陆国慎送头生蛋,为刚出生的小好勾小绒线帽子,而嘴上却什么也不说。正如陆国慎想的那样,“这个孩子的心,心里越是和谁亲,表面上就越是和这个人疏离”。[⑧]
秧宝宝同闪闪关系转好则是因为相同的倔强性格,“这一大一小,其实都是犟性人”。当闪闪在家裁裙子的时候,秧宝宝不说话,自觉地帮助闪闪。当一家人为陆国慎生产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秧宝宝默默在一旁洗碗,尽自己所能减轻大人们的负担。陆国慎产下小好后,闪闪对李老师说:“我倒是想和陆国慎换呢!我喜欢囡,囡好打扮,梳辫子,穿裙子,插花戴朵;囡有情有义,嘴上不说,却心知肚明。” [⑨]闪闪后两句说得认真了,秧宝宝也都听懂了,将脸埋在饭碗里,一声不响。心直口快的闪闪直接表达了对秧宝宝的喜爱,而秧宝宝将闪闪的话记在心里,用行动表示了感激。
王安忆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便通过成人的视角将前青春期的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描写得入木三分:
 
李老师和闪闪都能够理解,一个小孩子,是如何羞于流露感情。因为他们把感情看得非常郑重,甚至是严重的,于是便慌了手脚。可是他们慢慢地会长大,不是吗?自从来到他们家,秧宝宝至少长高半头,人也漂亮了。再过些日月,她将会长成一个妩媚的多情的姑娘。她将从容镇定地面对很多事情,明晰自己的爱与不爱,自然顺畅地表达出来,免受它们的压力。可是现在还不行,她做不到坦然和开朗,许多情形都是混沌一片,半明半暗。她,他们,还在努力啄着包裹他们的壳,啄开壳的脆壁,光明一点一点进来,最终完全照亮他们。[]
 
 可见,前青春期的留守女童比起非留守儿童,由于亲情的失落,内心的无人倾听,更难用言语表达自己。她们的心半明半暗,虽然受着孤独的压力、寄人篱下的压力,却没有丧失基本的儿童天性,如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友情的渴望,甚至在行动中表现得更为强烈。
2.“美丽世界的孤儿”——孤独无助的纯情男孩
“美丽世界”指的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和日新月异的乡村,而“孤儿”并不是没有父母,而是那些被父母忽视、被人群遗忘的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小说里多表现为崇父阶段的前青春期小男孩。与同龄的非留守儿童相比,他们的父亲由于外出务工而不能作为偶像和榜样陪伴他们成长。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中,单薄瘦小的他们显得那么孤独无援。但是他们真挚的语言和稚拙的行为十分惹人怜爱和心疼。
在舒辉波的中篇小说《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中的留守儿童狗小,大名林国栋,暑假到家长打工所在的城市。他的愿望是给家人们看他期末考试的成绩:语文、数学双100分。狗小的爸爸在建筑工地、爷爷收废品、妈妈擦皮鞋,他们都在为城市服务,卑微而忙碌地生活在城市的角落。他在现代化的建筑工地看到了爸爸,而爸爸忙得根本没有时间跟他说话;他和爷爷一起去收废品,看到爷爷把纸箱踩平以后在水里浸泡再晒干,这样可以增重多换钱,而爷爷习惯称城里的男人叫“先生”;妈妈呢,头总是低着的,看来来去去的每双鞋,这让狗小感觉到有一点自卑。狗小在拾荒时很害羞,但是当他发现城里的好处就是没有人会在意别人做什么的时候,感到庆幸和失落。这和农村的熟人社会有着巨大的不同。作者安排狗小一个暑假在城市的游走,让读者跟随他的视角目睹了这座城市农民工们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的是,狗小生活艰难,但内在的美好品质不变。他用自己的劳动赚钱,平日不善言辞的他却在关键时刻用纯真质朴的话语解救了自杀的农民工。最后,回到家乡的他还是没有实现将成绩告诉父母的理想。他是美丽世界的“孤儿”,不是没有父母,而是不被关心,不被牵记。是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夺走了他本应该享有的亲情关爱。
壮壮是胡继风的短篇《想去天堂的孩子》中的留守儿童,他的爸爸在苏州打工,他一边上学一边照顾智障的母亲和年迈的爷爷。后来爸爸打电话说为了省火车票的钱,过年不回家了,在工地看材料,给壮壮赚学费。壮壮很懂事,本来难过的心很快就原谅了爸爸。老师说苏州和天堂一样,壮壮便常常想象天堂和天堂中的爸爸。企业家赞助孩子们去苏州探亲,壮壮是最需要这个机会的人选。但是壮壮已经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的电话和汇款单了,根本不知道爸爸的电话和地址,从而与这难得而珍贵的机会失之交臂。壮壮为了等爸爸的电话,在德高老爹家蹲了一夜,怕睡着了错过爸爸的电话,硬是将身上的衣服脱掉,被蚊子叮咬了一夜,并且背古诗来保持清醒,背着背着就睡着了,在梦里梦见了爸爸。壮壮想见爸爸而不可得的愿望,让人心酸。他虽然有妈妈有爷爷在身边,可是智障的母亲根本不能给予壮壮正常的母爱,相反壮壮还要照顾母亲。孤独无助、纯真质朴、不善言辞的壮壮也是这个美丽世界的“孤儿”,无法去“天堂”的“孤儿”,爱而不能的“孤儿”。
侯文晓的短篇《我叫小宝,你听见了吗》中的留守儿童陈小宝,其父母双双在广州打工。小宝一直不被老师和同学关注。没有人在意他叫什么,没有人在意他是谁。他内心有种强烈的愿望,期待别人的关心和注视,主动帮班里同学做了许多事情,终于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得到秦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帮助。最后,全班同学凑钱帮小宝的爸爸妈妈买飞机票回来看他。这个短篇的结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留守儿童那种长期被人忽略的感觉是非常令人震撼和揪心的。
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中七岁的旺旺,一生下来就跟了爷爷。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一条拖挂船上跑运输,挣了不少钱,已经把旺旺的户口买到县城里去了。旺旺的妈妈说,他们挣的钱才够旺旺读大学,等到旺旺买房、成亲的钱都回来,他们就回老家,开一个酱油铺子。所以,像旺旺这样的留守儿童从生下来到成亲之前的这段日子里,母爱和父爱都是空白的。旺旺没有吃过母乳,因为旺旺的妈天生就没有乳汁。旺旺虽然有妈妈,但却像个孤儿那样没有享受过母乳的待遇。父母四处漂泊,家乡早就不是断桥镇了,“断桥镇在他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概念了,只是一行字,只是汇款单上遥远的收款地址。汇款单成了鳏父的儿女,汇款单也就成了独子旺旺的父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旺旺也是这个美丽世界的“孤儿”。
 
 
泰戈尔说过:“一切教育都是从我们对儿童天性的理解开始的。”所谓儿童天性,在本文中包括儿童“顺应自然”生长,游戏及创造的天性等。儿童天性的失落者,这种类型的留守儿童从生理年龄上来说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在11—17周岁之间,其心理上过分成熟甚至早熟。他们早早失却了儿童本应该享有的天真与快乐,或是像个“小母亲”那样承担家计、照顾弟妹,如姚岚《留守》中的龚月;或是在小小年纪被骗被侵害,沦为暗娼,如《离殇》中的何谷子;又或者是成为抽烟、喝酒、打架、吸毒、上色情网站、欺负女同学的杂味男孩,沦为真正的问题儿童,甚至进入少管所,如《空巢》中的飞飞。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细嫩的器官。冷酷的开端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成奇形怪状。一颗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会萎缩成这样:一辈子都像桃核一样坚硬,一样布满深沟。
1.“小母亲”——坚韧早熟的温柔少女
在父母缺席、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年长一些的留守女孩用自己尚且稚嫩的肩膀承担了沉重的农活以及照顾弟妹的责任。她们在生活重压的磨砺下,往往表现出了与自身年龄不相符的成熟甚至是早熟。“小母亲”的角色,是她们无法抗拒的命运。留守生活虽然培养了少女懂事、独立的美德,但也是揠苗助长,破坏儿童天性的始作俑者。
姚岚的长篇小说《留守》中就塑造了一个“长姐为母”的成熟少女形象。这个留守少女名叫龚月,他的父母、舅舅、舅妈都外出打工了,她和弟妹、外公、外婆及表妹留守在家。13岁的龚月,过早地承受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繁重劳动。她读初中一年级,负责照料弟弟妹妹,洗衣烧饭,养鸡种菜。
 
龚月上初一了,不再与龚月、龚星在一个学校,上学、放学的时间就不一样。小学下午不上课,初中下午到五点才放学。姐弟仨日子过得紧张而平淡。初中有食堂,早上龚月在学校吃,龚星、龚月在街上买早点吃。中午龚月放学早,一下课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赶,择菜烧饭,差不多烧好时龚云和龚星才放学回来,然后姐弟仨吃饭。龚月吃完饭还要赶下午的课,龚云在家收拾完碗筷,便和弟弟在靠门边的矮桌上写作业。下午放学时,龚月顺便从菜园里摘些菜回家,姐弟仨一起洗菜烧晚饭,吃完晚饭就快到八点了。龚月催促弟妹洗脸洗脚,自己洗衣服。龚云、龚星看会儿电视就睡觉,龚月写作业,十点前后睡觉。龚月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考初中时的成绩全乡排名第五,分到二班,当着副班长。[11]
 
这段话描述了留守三姐弟日常生活的一天,也是很多农村留守孩子的真实生活的写照。龚月具有自律的精神,她既能在生活上照顾好弟妹,也能保证自己的学习成绩,怀着一颗既善良又上进的心。即使内心比较成熟懂事,也能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可是这样的一个十三岁的少女真的能完全代替“母亲”的角色吗?。
生活也有阴暗面。当她遭受了“刀条脸”拦截和调戏的时候,虽然内心充满恐惧,可是她依然没有告诉外公外婆,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她转而求助于同龄男孩晓峰。晓峰在龚月的生活中担当着“骑士”的保护者角色。青春期少男少女,青梅竹马,彼此产生了对异性的朦胧情愫。晓峰到龚月家度周末,在躲猫猫的游戏中两个人在阁楼初尝禁果,当火灾发生时浑然无觉。龚月的弟妹和表妹葬身火海,龚月也在火灾中受伤,伤愈后的龚月因愧疚喝农药,自杀未遂,身心破碎。
李有干的中篇小说《小孤舍》中的“豆花”也是一个“小母亲”一样的少女。三亮家与豆花家住在小孤舍,原本相处和睦,三亮妈卖货死亡,豆花父借了三亮家的三万赔款投资被骗,两家顿生嫌隙,豆花父母出门打工,三亮明里暗里欺负豆家姐弟。豆花不仅担负着自己和弟弟的生活和学习,忍受着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而且告诫豆叶容忍三亮的多次挑衅。豆花豆叶对三亮的容忍和关心终于温暖了三亮。三亮夜里重感冒被豆花豆叶送去了医院,豆花因此得了雪盲症。豆花的成熟懂事得以让两家人冰释前嫌。在少女豆花身上体现着传统中国农村妇女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以德报怨的厚重形象。
采风的短篇小说《讨债》中的王翠也是这样的典型。男孩肖壮本来是去替爸爸向王翠家讨债的。可是王翠的爸爸外出打工,家里只剩王翠姐弟以及病重的妈妈。王翠既要照顾病重的妈妈,也要保护弱小的弟弟。王翠面对生活坚强不屈的性格感染了肖壮。
扮演“小母亲”角色的留守少女,是成熟独立的,也是温柔可人的,不同于城市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作者们既想赞美这些孩子性格中的柔韧,也寄希望于现实的压力不要把他们压垮,父母能意识到她们也只是孩子,不要让她们过早地失去童真、童趣。
2.“折翼天使”——误入歧途的悲情少女
同样的青春期,大多数女孩都能够在父母的羽翼下安全度过,也不是所有的留守女孩都会遭遇性侵犯。但总有一些不幸的女孩,由于父母的缺位,自身的无知和外界的诱骗,踏入险象丛生的另一种人生道路。这类比较悲情的女孩在留守儿童小说中也频繁出现。如《离殇》中的何谷子、《空巢》中的小翠,她们的结局大多是让人揪心,令人悲泣的。
《离殇》中,13岁的留守少女何谷子是个被侮辱被侵害而不自知的悲情少女。何谷子姐弟与在城里打工的父母长期失联,被村委会妇女主任吴国梅接到自己家里。何谷子觉得住在吴国梅家里一点不自由,做事吃饭要看别人的脸色,便萌生了去城市打工的念头。有了钱,她便可以修房子,养弟弟,到城里找爸爸妈妈。何谷子辍学以后,到镇上开豆花店的陈老板家里打工。陈老板对何谷子施以小恩小惠,让何谷子以为得到了关怀,却趁势强奸了她。“陈老板每次需要的时都给她钱,何谷子很顺从,只要给钱,她就答应,因为她发现她和陈老板做这种事,并没有伤害到自己,反而自己还能得到钱。”[12]在常人眼里,何谷子受到了无法容忍的性侵害。一般的未成年少女遇到性侵害都会采取向父母、教师求助,以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可是何谷子跟一般的未成年少女最大的不同是,她生活在父母缺位的留守家庭,她对自己监护,也对弟弟进行监护。她对钱有着本能的渴求。但是未满18周岁的何谷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缺乏父母的指导、教师的帮助,她很难树立自我保护的意识。当善良与无知相结合,就是悲剧的开始。而最大的悲剧不是灾祸降临无法防范,而是把灾祸当温床,受伤而不自知。后来何谷子在去广东找妈妈的路上被骗到了经营色情生意的洗浴中心,亲眼目睹了同龄女孩们的遭遇,在被逼接客的时候终于奋起反抗跳楼,却摔断了腿。当何谷子在民警的帮助下回到家乡,当她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时,她却出人意料地打开了母亲伸过来的手,用力过猛,摔倒在地。何谷子拒绝了蹲下来扶她的母亲,双手握紧拳头雨点般地向母亲砸去,一边打还一边放声大哭。“何谷子堆积如山的思念正在爆发,就如沉寂了多年的火山一样,思念的岩浆正一泻千里。”[13]何谷子的行为有愤怒,有怨恨,更有对母爱浓浓的思念。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何谷子在遭遇了一系列苦难以后表现出了暂时性的情感弱化,留守生活造成了何谷子整个家庭的悲剧,也给这个未成年少女带来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悲剧往往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豆蔻少女的悲惨遭遇,往往更能唤醒民众对留守儿童这样边缘群体的关注。何谷子的拳头,不仅砸向了思念而不可得的母亲,更是作家通过何谷子之手对社会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叩问。
《空巢》中小翠的父母长期在外做生意,除了提供生活所需外,很少跟女儿交流。她像所有高中女生那样做着青春期少女玫瑰色的梦,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然而一切的灾难源于网恋。她在网上结识了一个自称在某大学读美术专业的大二帅哥,偷偷地到成都和网友见面。在破旧的私人旅馆被该网友强奸。堕胎的疼痛,冰凉的手术器械,母亲响亮耳光之后的失声痛哭,远走他乡沦为发廊洗头女的屈辱……一个少女,在最危险的年龄误入歧途。作家牛车将留守少女小翠的点滴遭遇以蒙太奇似的手法拼凑起来。小翠回高中复读,被同学们嘲讽为“小姐”。牛板筋同情小翠,主动承担起保护她的责任。牛板筋和小翠同居了,一个是从小饱受家庭暴力之苦的留守男孩,一个是痴迷网恋被骗失身的留守女孩,两个人风雨飘摇、相互取暖的凄苦之情,又能在青春之路上走多远呢?
类似何谷子、小翠这样遭到非法性侵害的悲情少女,在短篇小说中也有体现,如《童年梦醒时》中的留守少女芸儿。芸儿本来是要进城找爸爸,却被同村的春兰姐骗去城里的休闲中心跳舞。从小青梅竹马的男孩前前从农村来城市找芸儿,并帮助芸儿找到了爸爸。可是爸爸已在城里重组家庭。芸儿绝望,她在城里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负面环境中一步步堕落,逐渐迷失了自己,甚至看不起曾经要好的前前。善良的前前回到村里,照顾芸儿病重的母亲,在一次给芸儿妈砸冰捕鱼的时候不慎掉入冰窟淹死。芸儿追悔莫及,回到城里思考新的生活。
社会转型期对留守儿童的价值观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读书无用论”。金钱的诱惑,情爱的诱惑,城市物质文明的诱惑,像是一张张看不见的网,模糊了留守少女的思维,甚至侵害了她们的身体和心灵。作家塑造这类型留守少女的意图往往是将社会的真实与残酷的一面还原给儿童读者看,对留守少女面临的问题充满了忧思,期待改变这种现状。
3.“尼古丁”——色情暴力的杂味男孩
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比较苦闷的时期,在这个关键的青春发育期,人最容易迷失自我。这类留守儿童往往集中在进入青春期以后的初中到高中阶段,他们没有得到本该父母宠爱的童年,一步一步远离正常的家庭与学校生活。他们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自身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心智不健全,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内在的品质,吸烟、饮酒、打架、嗑药、看黄色影碟,上色情网站,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自我毁灭道路。《空巢》中,郝凯所在的小镇充斥着偷情、情色俱乐部和勾引留守儿童的留守少妇,长期耳濡目染这些负面信息导致郝凯在十一岁就出现了性早熟。将近18岁的闷墩儿尽管从法律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个成人了,但是,他同样有着孩子脆弱的一面。几年留守生活及父母离异的委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打架、抽烟,甚至吃摇头丸只是他麻醉自己的一种手段。亲情的缺失让他像一头无助的小兽,在眼睁睁地看着母兽被猎人枪杀后,只能发疯般地到处撕咬,哪怕那是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棵带刺的树,甚至是一包自取灭亡的毒药。小飞死了,死于毒品过量注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半靠在麻柳镇一个肮脏的公厕,身边散落着那个夺去他生命的注射器。油腻腻的长发耷拉下来遮住了他的半边脸,另半边稚嫩的脸不再生动,呈现出死鱼般的灰白。此外,留守儿童的早期性行为不仅是出于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上的早熟,更是受到来自留守环境的负面影响。如《空巢》中,牛板筋和小翠同居,其根本诱因是缺失亲情,内心渴望母爱和家的温暖。正如牛板筋对劝他结束同居生活的班主任说的那样:“马老师,您没有尝过那种无家的感觉,就好像您不了解一条流浪小狗的苦衷一样。”姚岚的《留守》中,晓峰对龚月的性幻想和性行为受到了偷窥母亲偷情的启蒙以及网吧色情网站的影响。
“小母亲”、“折翼天使”、“尼古丁”,是笔者根据特定的留守儿童形象给予的定位,留守生活让他们过早失却了童年的欢乐,虽然有的人坚韧有的人脆弱,但外在给他们的压力和伤害以及自身防御能力的低落,都扭曲着他们的儿童天性。青春期本来就是各种问题频出的年龄,但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的缺位、情感的缺失,更容易走向堕落。所以,文学作品中这类型留守儿童形象的使命往往是要给社会敲响警钟的,诚如鲁迅所呐喊的“救救孩子”!
 
 
俄罗斯文学界有个著名的典故:托尔斯泰和青年作家高尔基会面时,在听完高尔基讲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苦难和流浪的经历后,这位善良的人道主义者热泪滂沱地说道:“孩子,在拥有这些经历之后,你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而您却成了一个作家!”
在苦难的命运面前,高尔基选择了顽强面对,抵抗现实,追逐梦想,最终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在留守儿童小说里,也有这样的儿童形象。陆梅小说里的小女孩沙莎,在承受和经历了冷酷的童年生活之后,也是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坏人的,而作家以自己的人道关怀和理想主义让她爱上了读书,爱上了文学,甚至还结识了一个名叫何大草的作家。《一个男孩的河流》中的岑大更也有一个作家梦,并且不断地写稿,与好朋友秀儿分享自己的文学世界。他们以梦想的温度抵御现实的严寒,让原本孤独艰苦的留守生涯变得充实而灵动。
如果说沙莎和岑大更是为了追逐文学梦想,那么还有一类留守儿童是为了寻找失落的亲情。这类留守儿童多为自我监护型,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与父母失去联系,萌生了到城市寻找父亲或母亲的想法。但是没有钱又缺乏阅历的他们,往往沦落为流浪儿、乞儿,受尽各种非人的磨难和遭遇,在自己的努力和成人的救助下最终找到亲人。如西篱《雪袍子》中的男孩周忻,唐樱《少年阿山》中的男孩阿山,邢庆杰《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中的郝明明。
1.“刀子”——叛逆执着的追梦少女
陆梅的长篇小说《当着落叶纷飞》中的女孩沙莎,有着刀子一样的两面性。在黑暗中沉沦与对光明的执着追求在这个十四岁女孩的身上像双子星一样存在着。
沙莎眼中的自己是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我脾气坏,惹是非,讨厌上课,捡地上的烟屁股抽;我像男孩子一样穿陆战靴,被松松垮垮的包,头发短得像刺猬;我夏天爬树掏鸟窝,溜到别人家菜园子偷瓜,冬天蜷缩在被窝里称病逃学…… [14]
 
沙莎对自己留守儿童的命运有着反抗的心理。
 
人家的孩子是“花样年华”,我们留守儿童是“草样年华”。
我愿意在挨了老师骂,受了同学欺负以后,回家被老爸老妈一顿数落!我愿意衣服旧了、袜子破了由大人来照料,而不是傻等着冷冰冰的汇款单,然后自己解决!我愿意每天早睡早起,做个听话的乖小孩,而不是一夜夜被噩梦惊醒,躲在被窝里哭泣!我愿意被父母管头管脚,身心的秘密由他们解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放任自流,初潮来时绝望得想死。[15]
 
比起前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安安、秧宝宝等,处于青春期的沙莎已经可以用顺畅的语言与清晰的思维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思念和留守生活的痛苦。她的行动与爱好也更加有针对性和深层性。
她收集刀子,从父母进城打工的那一年开始。她的第一把刀子是同为留守儿童的阿三给她的生日礼物。就是这把刀子,将沙莎送进了柿子园少管所。
沙莎之所以喜欢刀子,有几点原因。最初的时候是受男孩阿三的影响,阿三觉得男孩子才玩刀子,沙莎不满,对刀子的渴求能抵消一点她对父母的思念。当沙莎成为留守儿童以后,有切肤之痛的阿三将自己最喜欢的土耳其猎刀给了她,希望能给沙莎一点慰藉。后来沙莎迷恋刀子,是因为受到一位作家和一本书的影响。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中塑造的问题少女风子的形象,引起了沙莎的共鸣。风子也喜欢刀子:“如果我告诉你,虽然我是女孩子,可我的吉祥物是一把刀子,你不会吓坏吧?……我的刀子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是那种真正的刀子,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出鞘时带着不易察觉的风声,有金属的酸味,就像是淡淡的花香。”文学人物“风子”无疑成为了沙莎成长中建构自我同一性所参照的镜像人物。
沙莎在周干警的关照下,得以拿到图书室的钥匙。图书室是沙莎在少管所心生向往的地方,能让她感觉到自由和做人的尊严。她喜欢图书室书刊报纸久放后散发出来的沉香。只有看书的时候,她才觉得幸福。“我是自由的行云,是飞呀飞的萤火虫,是有魔法的巫师……总之是任何的一切”[16]她把书当成密友,可以相濡以沫;她认为书是有灵魂的,经常把自己幻想成书中的人物,比如《丑八怪》中的莲卡。她像莲卡那样勇敢,反抗少管所中蜘蛛这样的问题女孩施加给她的暴力。沙莎从柿子园少管所回家探望爷爷,却没能遵守与周干警的约定:在两天之内返回少管所。相反,她在阿三的陪同下走上了漫漫的逃亡路。沙莎的逃亡不仅为了短暂的自由,更是希望参加她崇拜的作家何大草的讲座《灵魂的声音,宿命的写作》。何大草在了解了沙莎在柿子园的经历之后,给她寄来了自己的书,并在扉页上写着“喜欢刀子的女孩,一个人想成为什么,也许比他(她)是什么更为重要。”作家的话激励着沙莎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想。作家何大草、记者潘璐、干警周永红,都是成人世界中对留守儿童沙莎的善意的帮助者,也是她梦想的激励者。
对沙莎形象的塑造和故事的构架,体现着陆梅对留守儿童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理想主义救赎。她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希望在貌似写实的故事里,有一些灵魂撞击的声音,一些成长路上的光与影、希望和绝望、欢乐与哀伤、信赖和孤独……打个比方,如果这个故事的舞台背景是暗沉的,那么我希望出场的人物,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失诗意和亮色。”[17]
在同样的生活境遇下,真正的强者往往能克服自身和外在的限制,像藤蔓一样不屈不挠地向着太阳延伸。陆梅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留守儿童形象,不同于以往的逆来顺受,孤独无依甚至人格扭曲的留守儿童形象。沙莎,让我们看到了留守儿童坚韧成长的可能性。曲折,但会更加茁壮。
2.“在路上”——流浪城市的寻爱少年
这类从农村走进城市寻找父母亲的男孩,随着空间的巨大转换,遭遇了艰难的流浪过程,但是并没有迷失本身美好的品质,属于作者们着力塑造的理想的留守儿童形象。同样的青春期,他们也缺爱,可是他们还有自己,还有内心的精神原乡。这类型孩子在留守儿童小说中也比比皆是,如《雪袍子》中的周忻,《少年阿山》中的阿山,《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中的郝明明,《水边的仙茅草》中的鲶鱼、水顺等等。
《雪袍子》采用的是世界儿童小说经典的流浪体结构。问题少年赵贵欺负了周忻,周忻在反抗中将赵贵推翻在地,头上磕出了鲜血,周忻以为打死了人,逃离学校,一路南下去广东寻找他的父亲。在一路流浪到广东,在寻亲的过程中,周忻被坏人抓起来,被迫行窃,他因此认识了一些小伙伴:雅克、阿黄、阿星、北川……雅克的父亲忙于恋爱,没空管他,阿黄的父母在外地做生意,也不曾管他,阿星年纪小小就要卖报纸,北川是流浪儿童,都是没有父母之爱的缺爱儿童。雅克属于对底层非常好奇、逆反于家长的类型,阿黄属于自暴自弃的类型,北川属于不知何去何从的类型,只有贵州高原来的留守少年周忻是一个生活在底层却聪明上进的少年形象,这与他有个当教师的爷爷有关系。在一路浪流的过程中,他也失望过、迷失过,但他并没有绝望,总是抱着希望前行。他被抓进“老鼠窝”被迫行窃,但最后设计逃出坏人的控制并报警,从而消灭了这个摧残少年们的黑窝点,他跳下水救模特,他帮助北川寻找哥哥,他照顾因母亲吸毒而被弃的小女孩丁丁。在小说中,以周忻这个正面形象,串起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成长中的少年们。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种种问题,因为缺少父母之爱,他们只能自己摸索着去解决这些痛苦而凄惶的问题。我们很少知道少年们成长过程中的惊心动魄的历程与心路,这部小说,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可以对留守儿童有重新的认识。
《少年阿山》塑造了一位13岁的留守少年阿山,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去城里打工,阿山和外婆在村里相依为命,外婆过世后,孤苦伶仃的阿山只身去省城寻找母亲。他靠着质朴的信念在流浪的旅途中认识了一个个好心的人,并一度沦为乞丐和擦鞋的小工。但是他靠自己坚强的意志活了下来,并用善良和感恩的思想去关爱身边每一个人。尽管阿山遇到丐王老的黑恶组织,但是他的善良和诚实让他不屈于邪恶势力的淫威。尽管他一贫如洗,但是在捡得巨款的时候,依然用诚信的态度把钱交给了派出所。尽管他力量微薄,但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身处重疾的奶奶的雪中送炭般的救助和扶持。他虽然是一个孩子,生长在偏僻的乡村,但艰苦的生活也没能改变他诚实善良的品质和坚强不屈的意志。
在《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中,十二岁的乡村男孩郝明明,妈妈跟卖衣服的贩子跑了,爸爸把他送到学校寄宿,自己随村里的男人们去省城打工了。放暑假,爸爸忘记了还有暑假这回事,明明回到空荡荡的家里感到孤独害怕,当爸爸留给他的钱花光以后,他决定去省城找爸爸。一开始他徒步行走,后来爬上一辆客车的顶架,从车顶甩下来,继续走,吃垃圾桶里捡来的食物,在桥墩下住沦为乞丐。后来,在楼门洞子的楼梯下解救了一位差点被贼劫财劫色的阿姨。自己被贼用铁棍打伤。明明成为小英雄,而这位叫吕梅的阿姨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在她的帮助下明明找到了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爸爸,并且能够在城里上学和爸爸每周都能见到。
《水边的仙茅草》中有着两个重要的男孩形象:鲶鱼和水顺。在鲶鱼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农村孩子的个性:张扬、勇敢、顽皮、智慧、天真、正直。他在开河节上的大胆表演、在城市里挽救了芦花母亲可兰而不幸被害等情节,都传递出留守儿童的优秀品质。品学兼优的水顺尽管和鲶鱼有过争执和隔阂.但得知鲶鱼走失后,他仍然想方设法去寻找鲶鱼。
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此论文不能涵盖所有的留守儿童形象,只能将几种类型化的留守儿童形象陈列出来以资借鉴。以上三个阶段的留守儿童形象具有阶段性、选择性及成长性三类特点。所谓阶段性是指年龄及阅历对留守儿童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限制具有阶段性;选择性是指由于留守儿童的个性不同,在同样的成长阶段面临同样的留守背景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性格决定命运;成长性是指无论留守儿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会在磨难中经历成长的蜕变。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往往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宁娜》)。对同样经历留守生活的男孩、女孩来说,也各有各的幸和不幸。留守儿童小说中,人物外在的形象和内在的性格都受到了留守生活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在独特成长环境中表现出了丰富的心灵图景,或浅或深、半明半暗,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


 
留守儿童小说不仅涉及形象学研究,也适用于主题学的范畴。主题学不仅以材料取胜,更要揭示其演变中的变异、蕴含、成因,是从种种“类”的现象中多方比较,揭示某种理念的。它以“类”的材料为基础,又力避停留在材料类编上。近年大量介绍进来的形象学理论,其与主题学有着交叉互补的有机联系。主题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物类型研究,可以说某一时期有着若干同类型的某类人物,其形成了某种特定主题意蕴的,才成其为形象学研究的对象,而反过来形象学又为主题学提供了较多相当新颖的视点。每一个人物典型,都具有各自隐含的主题和结构,通过研究它们的成因及变迁,可以发掘人物的深层内涵,从中获得大量的主题信息。因此本节主要立足于形象学和主题学的交叉互补方法对留守儿童形象进行综合考察。
留守儿童形象类型的成因离不开其独特的成长环境,与农村非留守儿童及城市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生存与成长在文本中主要体现为四种困境:
第一,亲情缺失。亲情缺失体现在留守儿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这里的他者指的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包括两类,一是法定监护人——父母,二是临时监护人,如祖辈、亲戚、邻居等。当法定监护人父母双方都缺席的时候,留守儿童与临时监护人的关系表现得微妙而独特。有时表现为一种情感难以沟通的隔膜,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秧宝宝一开始进入李老师家的难以融入与自我封闭;有时则表现为亲情缺席后的情感代偿,如殷健灵《蜻蜓,蜻蜓》中的安安与外婆经历了一系列困难后相濡以沫的温暖关系。而当法定监护人一方缺席的时候,文学作品中通常会将焦点集中在农村打工家庭的离异与重组问题,在家庭倾巢之下,留守儿童面临着危如累卵的生存困境,如《晌午的遭遇》中丈夫外出打工后与家中的妻子离异,母亲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年幼的儿子淹死在晌午的池塘里也无人知晓。监护类型往往作为留守儿童的生活背景存在着,也是文学作品中展开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心理描写与人际关系冲突与融合的创作背景。
第二,教育缺失。教育的缺失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中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境:一是父母缺席,对孩子的日常家庭教育、言传身教以及作业辅导变得难以为继,如孙君飞的《酸甜柚子》;二是农村的教育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不足,许多在外打工的父母会在赚钱以后将留守儿童接到城市学习和生活,造成生源缩水、教育资源更加缺乏的恶性循环状态,如曹延标的《两个人的学校》以及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三是农村教师面临物质诱惑,纷纷出去打工,少数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教师也经历着内心的挣扎与自我的斗争,生存的现实困境与职业道德的约束考验着、煎熬着、鞭笞着这些贫穷卑微的村办教师,尤其是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如邓湘子《山里的阳光》中的冬梅老师、李丽萍《七棵树》中老校长的女儿根秀。
第三,城市想像。父母离开孩子进城打工,常常以赚钱供其上大学、买房、结婚作为借口将孩子留下,托付给老人或者其他临时监护人。这些理由对于父母来说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哄孩子的托词。但在儿童心里,“赚钱”、“挣饭吃”却成为了全家人的共同理想,“读完小学读初中,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读大学,读完大学就在大城市工作挣钱”成为了一条农村娃通过学习跳出农门的生态链条。考不上高中、大学的,便早早到城市打工,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输送新鲜血液。父母为了孩子牺牲天伦之乐外出打工,孩子更要放开父母的怀抱学会独立生活。这样的家庭像是风筝,父母在线的那头,孩子在线的这头,这条线便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而线的长度便是孩子与父母的距离,城市与乡村的距离。
如曾小春的《手掌阳光》就体现了作为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表兄妹之间物质与家庭生活的差距。有父母在城市的小孩,往往会根据父母的描述在头脑中勾勒出父母在城市的生活,幻想城市物质文明的繁华,城市孩子上学与游戏的场所,如贺享雍的长篇《留守》中的9岁小男孩扬扬对母亲在北京做清洁工的想像,胡若凡的短篇《寻网》中少年水崽划了一夜船满怀好奇地到城里寻找另一种“网”;也会根据父母的苦难遭遇,联想到部分城市人的黑暗与狡诈,农村人在城市的卑微与屈辱,如韩蓁的短篇《父亲与城市》,李有干的短篇《就想让妈亲一下》,前者父亲死亡,后者母亲伤残,留给家庭及儿童的是无法弥合的伤痛,也有对城市的悲观想像。
第四,另类成长。谢林薇在其论文《从<空巢>与<留守>看留守儿童小说中的另类成长》中概括道:如果说一般儿童的成长历程可以被概括为“天真→受挫→迷惘→顿悟→长大成人”,那么在《空巢》和《留守》中展现出的留守儿童的成长模式却更曲折。可以概括为“稚弱→被弃→受伤→叛逆→自我毁灭”,成长终止或带着伤痕继续成长。他们感到被抛弃,渐渐形成糟糕的自我概念,在异常的叛逆中寻求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或者逃避。她将留守儿童被异化的成长概括为三方面:性意识的负面觉醒、伪成熟、情感弱化。[18]性意识的负面觉醒指的是留守背景下的农村充斥着许多精神垃圾,留守儿童对各自性征的了解不是通过学校的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和父母的指导,而是通过录像厅、网吧、情色洗发店等低俗场所以及社会不良青年的影响。具体包括留守儿童的性早熟、性侵犯(一般指留守女童)、早期性行为三方面。所谓伪成熟指的是留守儿童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的精神状态。伪成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表面懂事,内心隐忍,如牛车《空巢》中的郝凯、姚岚《留守》中的龚月;一种是表面强势,内心脆弱,如《当着落叶纷飞》中的沙莎、《一个男孩的河流》中的柳八月。情感弱化指的是亲情感受力的下降,渐渐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如贺享雍《留守》中的堂哥勇勇,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中的旺旺。
根据以上四种成长困境,可以从“留守生涯带给儿童的心理阴影,亲情缺失以后的情感代偿,对城市文明的想象和抵抗”三个方面从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探求留守儿童形象类型的成因。让我们一起剥开外表坚韧的表皮,去发现留守儿童形象独特的精神内核。
 
 
留守生活带给儿童的孤独、寂寞是是留守儿童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留守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寄人篱下的孤独的滋味,给孩子造成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第二,一些农民工夫妻长期异地分居(父母其中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在家),收入差距的增大以及城市物欲文明的负面影响,是造成其离婚的主要原因,父母离异带给孩子的伤害远远超过独自留守,加重了孩子的心理阴影。
1.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孤独心理
留守儿童小说中,“孤独”是留守儿童们面临的共同主题,对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尤甚。他们不单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细心的照顾,变得蓬头垢面,衣衫不整;也在精神生活上孤独、落寞,无人问津。在儿童孤独心理的描写方面,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具有代表性。
《上种红菱下种藕》对留守儿童秧宝宝的寄居生活有细致的表现,对其内心孤独滋味的表达既深婉感人又寂寞酸楚。小说的开头便给了我们一些“荒寂”“黑黢黢”“凉阴阴”的词语,这些词语给人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这也是秧宝宝的痛。和妈妈一同到李老师家,秧宝宝就显得和平时不太一样,本来饥肠辘辘却吃不下饭,饭锅里飘出来的蒸汽让她反胃,面对满桌子的菜,只低着头用筷子尖数着饭米粒。大人们谈笑,她却变得木讷。妈妈给她换新裙子,秧宝宝似乎在看别人的东西,妈妈的脸也变得模糊。是的,当她知道自己是要被寄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时,她就没有心思去关心吃饭和穿衣的事儿。此时,秧宝宝心里是充满了害怕与不安的,妈妈要离开李老师家对她百般叮咛则使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看到了她面朝墙壁闭上眼睛的孤单、无力。就那样,秧宝宝在这样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第一个晚上。秧宝宝小心地观察着李老师家的一切,感受着没有妈妈的气息。秧宝宝已进入麻木的状态,此时她的双眼只如摄像镜头细腻地抓住每一个眼前的事物。李老师家有七八口人,老的,小的,进进出出,杂沓而热闹,这对秧宝宝来说是惹人伤心的事,那热闹与她无关,也更显她的孤寂。这便增加了她的胆怯,她不愿开口说话,不主动与人交流,只小声地被动地回答别人的问题。高大的藤圈椅使她获得了安全感,让她庆幸自己未被发现。
没有妈妈的悉心照顾,秧宝宝像是变了个人。“昨天才穿了半天,折痕都没压平呢!可她却没有前一日淑女的仪态端庄,她低了头,含着胸,头上的盘髻打散了,由李老师做主编了一根紧紧的辫子,垂在后颈上。于是,被头发牵起的吊梢眼也下来了,微微倒挂着,带着些受气的样子。”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语迅速而准确地描绘出了她在别人家里的委屈。
暑假到了,沈�的房子已经荒了,父母在外做生意。秧宝宝无家可归。在别人家里住着,秧宝宝的暑假变得无聊而漫长、烦闷而懒散。小镇里炽热的阳光是寂静的,公路的繁忙、轻纺车间机器的轰响使屋子里的暑气变得溽热而悠远,这便增加了秧宝宝的寂寥。蒋芽儿回外婆家过暑假,秧宝宝又暂时失去了同伴。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极其难熬的。她只能自己打发时间,或者到处找乐子,或者睡觉。这样一来秧宝宝的时间仿佛太多了,在自娱自乐中凝固了声色,睡觉中拉长了时间。显然,这个暑假对秧宝宝而言是孤寂特别的,有别于以往的。她没能在院子里听公公唱古老的曲调,不能和村子里的小朋友一起疯玩儿,也没有妈妈的贴心陪伴。但秧宝宝比起刚来时已经长大了,不再脆弱地哭鼻子,不再吃不下饭了。
当妈妈发现自己的女儿像野生植物一样疯长,与原来判若两人的时候,对李老师的照顾不周很是生气。“路上,妈妈对秧宝宝说,李老师真不像话,一点不尽责任;方才遇见秧宝宝的班主任,说秧宝宝的学习落得很快;而且,一身上下弄得那样邋遢,人也瘦了一圈;秧宝宝在他们家,并不是白住,每月给五百块钱呢!妈妈又说:我已经扔给她几句话了,秧宝宝,你再忍一忍,妈妈重新找个人家,转过去。”[19]妈妈埋怨李老师的同时,却忽视了秧宝宝自身对“寄人篱下”生活的不适应和排斥,而这追根溯源是父母缺位造成的。王安忆将这些朴实简单却真实的情景拼凑在一起,构成了被寄养在李老师家的秧宝宝真实的痛,向我们传递着秧宝宝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复杂的孤独情怀。秧宝宝在生活上不能被很好的呵护和照料,在精神上不能与陌生的李老师家人沟通,自觉将自己划分为“这家的外人”,她还需要很长的时日才能将自己融入到现实的生活中。王安忆期待成人读者学会去认真看待小孩子的情感,珍视其敏感丰富的情感世界。
2.家庭破碎,自我分裂的痛苦体验
杨老黑短篇《麦芒》中的女孩麦妮就有着这样一个破裂的家庭。娘变心了,跟着狗贩子到城里打工,有钱了便要和爹离婚。娘狠心地用狗贩子给的药狗的“三步倒”给爹下药,被麦妮发现,抢先一步夺过爹的海碗吃下毒药,被送进医院。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在金钱和欲望的诱惑下人性的扭曲和邪恶。成人的冷酷带给孩子的是深深的伤害,只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安逸。孩子,是他们常常忽略掉的,也是最被看轻的。
在《晌午的遭遇》中,主人公李明,在学校被老师同学侮辱,回家还要被母亲责骂不懂事。老师在李明迟到后恶言相对“真想去掏大粪?”,同学们对他的调侃“怎么这么臭!你掉到粪坑里了?”母亲沉浸在自己离异的悲痛中,对儿子李明的死毫无察觉。他的死亡看似偶然,但却具有典型性,其实是父母离异、缺乏关爱、自我分裂、人格受辱等一系列不公平待遇所造成的。
《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的结局是理想主义的大团圆,爸爸和儿子得以在城市里团聚。而文本中却不乏儿童无法抵御的人性极寒:妈妈出走的前一天,正好是村里赶集。妈妈给明明买了一套新运动服,配了一双双星运动鞋,还带他到街上的饭馆里吃了明明最爱吃的红烧排骨。妈妈走后,明明在寻亲的流浪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莫名奇妙来的好事儿,都是要发生坏事情的前奏。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的眼泪不禁打湿了眼眶。本来应该在父母怀里撒娇享受温暖的孩子,却提前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包括至亲的背叛与忽略。这段描写提升了这个短篇的悲剧力量,贴合着大多数留守儿童的切身感受。很多留守儿童都是在父母的美丽的谎言中体会到了成长的第一次阵痛。
也有一些父母虽未离异,但是长期的家庭暴力导致母亲死亡。曾维惠的短篇《银花》,中反映了农村家庭重男轻女,家庭暴力等现象。银花的爸妈本来在广州打工,一到生孩子的时候就回来家乡。妈妈已经生了七个女儿,爸爸还是坚持要男孩。女儿被卖掉三个,给了二舅一个。农村愚昧落户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将妈妈变成了生子机器。奶奶和爸爸在妈妈生产以前百般地伺候,一旦生下来是女孩,就极尽侮辱、殴打之能事。最后,妈妈在爸爸的暴力中含恨而死。银花不堪忍受妈妈死亡的悲惨结局,受到极大的震动,疯掉了。
打工父母重组家庭,也给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挫折。如刘庆邦的《八月十五月儿圆》反映了父爱缺失的留守女孩小静在八月十五这一天与爸爸在城市的私生子争夺父爱的故事,弟弟的一句“这不是你爸爸,是我爸爸”,硬生生地拒绝了小静享受父爱的专属权利。再如《空巢》中美丽忧伤的少女梅,在外打工的父亲因为煤窑瓦斯爆炸遇难了,母亲带着梅改嫁。不幸的是,婷婷玉立的梅被继父强奸,当时还不满十四岁。内心藏着这样巨大秘密的梅,无法面对现实生活中喜欢的男孩郝凯,精神分裂,每况愈下,最终变成一个眼神空洞、表情呆滞的疯女孩。
无论是寄人篱下,或者是父母离异,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只需要被告知。留守儿童小说的出现以及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对成人世界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儿童是爱成人的,只是他们理解爱与表达爱的方式与成人大相径庭。成人认为物质上的满足、生活上的优裕才是爱,而孩子想要的其实很简单:怜爱地凝视他的眼睛,呢喃地呼唤他的名字,长久地陪伴在他身边。
 
 
 
 
亲情缺失以后的情感代偿,是影响留守儿童性格生成的内部原因,反映了留守儿童在面对留守现实以及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内在情感需求,即爱与被爱的需要。这里的亲情指的是父母至亲,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当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时候,总要为孩子寻找临时监护人。孩子在留守的真实生活中,最容易对祖辈、异性朋友、同性朋友、以及长期陪伴其成长的动物产生心理依恋,以弥补亲情的缺失带来的空虚和孤独。这些感情不能完全代替父母至亲的关爱,却能部分消解留守生活的孤独、压抑。
1.祖孙情深,老牛护犊的温暖情怀
祖孙之间的感情是最接近父母亲情的,第一,祖辈与孙辈之间有割舍不掉的血缘关系。第二,祖辈比起父辈可能更加宠爱甚至溺爱孙辈。所以,留守儿童最无防备也最愿意依赖的便是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老人们不仅在生活中照顾孩子,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也能够抚慰孩子的心灵,尤其是对年幼的孩子。而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往往跟祖辈疏离,缺乏共同语言,与同龄人走得比较近。
主人公安安,从小就跟着单亲妈妈冯远珍过着清贫而孤独的生活,她不知道爸爸是谁。当妈妈要远离家乡打工谋生时,她突然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外婆,但这个现实中的外婆有些丑陋、过于苍老,没有想象里的那么漂亮,甚至让她感到可怕。殷健灵用细腻的笔调把安安由抗拒到逐渐接纳外婆的心理过程,描绘得非常细致动人。一开始安安的妈妈因为瓷窑厂倒闭,不得不把安安托付给邻居明珠姨,于是安安过上了寄人篱下的孤独生活。当安安的妈妈冯远珍回家后,发现安安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后,她才下决心把这位苍老、瘦小、佝偻、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叫来了。于是,安安每天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婆悉心地照顾着安安,即使遭到安安由于不习惯表现出无理抗拒时,外婆也能够任劳任怨。小狗铁蛋的走让安安非常伤心。外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每天都拖着并不灵便的腿脚走几十里路来到镇上,看看有没有跟铁蛋长得相似的狗,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外婆找到了和铁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狗,取名小铁蛋;还有一次,外婆为了给安安做一个竹蜻蜓而奋不顾身地爬涉到青女山,最终赢得了安安的接受和爱戴。外婆的性格,就像小说中的瑶河一样,安静而深沉。外婆吃尽了人间苦头,体验了人世沧桑,唯一的女儿也是捡到的,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她安贫乐道地享受着生活的恩赐:女儿和外孙女。外婆对安安无言深沉的爱给人日久弥坚的印象。
在胡先歧的短篇《八月桂花开》中,爷爷和玲子的感情令人动容。玲玲的妈妈在上海一个饭馆里当洗碗工,和一个厨师走了。爸爸到上海找妈妈,留在上海的工地上当钢筋工。只剩下爷爷和玲子留守在家,相依为命。玲子七岁了,她很想上学,羡慕小伙伴梦婷可以背着蓝猫书包,穿着软底鞋去上学。爷爷知道了玲子的心思,承诺玲子今年八月的桂花开了,卖了桂花的钱就给玲子买花书包和软底鞋。可怜的爷孙俩在农贸市场上卖桂花遇到了粗暴的对待。但最终还是用卖桂花所得的钱成全了玲子的梦想。桂花开、桂花香的诗意描写冲淡了小说的悲情意味,祖孙俩的动人情感随着桂花的开落沁入读者的心田。玲子晚上做梦,笑得很甜,因为可以上学,也流了眼泪,因为想妈妈了。这个细节描写让读者在为祖孙的相依为命的生活动容之余,不免也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美丽:玲子得到母爱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啊。
古京雨的短篇《独屋》,讲述的是相依为命的爷孙俩在戈壁滩上有座独屋,专门救助那些得了“火车综合症”的“火车疯子”。孩子的爸妈也在新疆摘棉花的打工队伍里。爷孙俩相依为命,没有抱怨留守生活,反而尽自己的力量去救助别人。对他们来说,留守才是生活的常态。戈壁滩上独特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状态让爷孙俩的感情显得特别独特,也特别震撼。
祖孙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儿童的孤独,灌溉了他们缺失爱的干涸心田,但是在留守儿童心中,父母的爱才是第一位的,祖辈与孙辈的相依为命毕竟是一种家庭被抽空后的无奈选择。三世同堂的传统格局只剩下弱势的两边,远去的竟是强壮的中坚。家,忽然成了空洞的概念。也有一些留守儿童小说反映了祖辈因为身体的欠安,体力不支,对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疏于防范最终酿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如姚岚的《留守》中孩子的意外死亡造成的老人的抑郁而终。因此,无论是从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还是人身安全方面来说,父母有着无法逃避的责任,祖辈在这些方面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代偿。
2.青梅竹马,明媚忧伤的青春萌动
进入青春期以后,留守男孩与女孩之间的情愫,除了源自生理和心理上的萌动,也有互相帮助,互相抚慰的情感需要,是一种亲情缺失以后在同龄异性身上寻找的情感代偿。而正值花季雨季的少男少女,往往分不清楚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更多的是一种陪伴的需要。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留守男孩往往自愿成为女孩的保护者,而女孩常常在学习和生活中帮助男孩、督促男孩。
《莲花落》中的女孩莲莲和男孩惊蛰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夏天的荷塘里,总有莲莲和惊蛰剥莲子、钓螺蛳、捉虾子的身影。莲莲简直就是个野孩子,一天到晚不着家,有人欺负她,惊蛰会替她出头,有时莲莲甚至不回家睡,跟妈妈招呼一声就去跟惊蛰挤一床了。上小学了,莲莲学习好,爱读书,常常给惊蛰讲《三国演义》、《封神榜》中的打仗故事。后来,莲莲的爸爸妈妈在汉口找好了工作, 把莲莲寄养在婶婶家。再后来,莲莲考到区里的重点中学,跟父母到城市生活,再也不回来了。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最后,谁是谁的青梅,谁是谁的竹马,都会被遗忘……”青梅竹马的情谊,因为留守儿童的城乡流动而被中断。
《穿过忧伤的花季》中向华萍被罗大勇“欺负”了要流产,星儿开始反思她和陈军的友谊,陈军对星儿这么好,是不是也想“欺负”她?当星儿内心出现这个疑问的时候,她和陈军过去的那种纯洁的友情、那种兄妹之情便隐隐出现了危机。当星儿问陈军:“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后面隐藏着“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目的?”陈军心里的回答是:“我喜欢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我快乐。有了你,我不再孤单不再寂寞了,学习成绩也变好了。你可爱,你漂亮,我想帮助你,我要使你天天开开心心。”而这些话陈军并没有说出来。当陈军以同样的问题反问星儿的时候,星儿直截了当地回答不知道。当两个人的手不小心触碰的时候,星儿触电般地缩回了手,在嘴唇间咬着“流氓”两个字。当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情愫被揭开,就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改变。后来,陈军的父母要接他去城里上学被他拒绝了,陈军心里舍不得星儿,依恋星儿,要不是星儿,他可能沦落为小混混。在星儿的心里,她早已经把陈军当哥哥了,他同样依恋陈军。虽然她曾怀疑他,防备他,伤害他,可是陈军一如既往地像哥哥那样待她。陈军在帮星儿家翻完玉米地准备回家时,突然下起了大雨,下了整整一夜,陈军只好在星儿家留宿。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被村里的一群大伯、大妈、大婶堵在门口,骂星儿“不要脸,把野小子带回家”。最后,星儿被爸妈带走,两个人约定在大学校园里见面。本来得以升华的感情,被村民们的保守、愚昧的思想给扼杀了。
《当着落叶纷飞》中沙莎和阿三不约而同地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兄弟。沙莎有着男孩子一样的性格,留着短发,爱穿陆战靴,爱刀子,叛逆的眼神写满倔强和委屈。只有阿三同情她,对她好。他把自己最爱的土耳其猎刀送给她,在她出事后到处帮她游说,陪着她去成都见作家何大草,劝沙莎回柿子园少管所。沙莎对着阿三的背影喃喃地说:“此刻、现在,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兄弟。”[21]而阿三愧疚于自己送给沙莎的刀子将其送进少管所,当再次见到沙莎的那一刻,他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望。他不知道沙莎怎么想,但他自己隐约觉得沙莎就像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阿三除了保护沙莎,也在沙莎的带动下喜欢上了看书,喜欢上了作家何大草的《刀子,刀子》。
以上这三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都对对方产生了良性影响,帮助彼此度过了原本孤独无依的留守生涯。但是如果他们的感情把握不好度,再向前迈一步便是悬崖。比如姚岚《留守》中晓峰和龚月的偷尝禁果就造成了灾难的发生,几个无辜的小生命在大火中死亡;《穿过忧伤的花季》中的罗大勇和向华萍,也是没有把握好尺度,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管教,造成了少女向华萍怀孕流产的青春伤痕。因此,父母对留守儿童的青春期过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父母的关爱和指导,留守儿童可能会在青春期中分不清友情与爱情,易走上歧路。所以,异性之间的友情或是爱情都不可能完全取代有血缘关系维系的父母亲情,但有着在孤独中消痛,温暖陪伴的作用。
3.不离不弃,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
在大多数留守儿童小说中,许多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书写着留守女童之间的友情或是留守儿童异性之间的朦胧情愫,而很少将男童之间的友情作为写作重点。所以,这里主要表现留守女童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姐妹情谊”。所谓“姐妹情谊”,是一种“同性爱”,主要表现为女子之间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深厚友情,正如肖尔瓦特所说,姐妹情谊标志着“女性团结一致的情感”[22]
《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秧宝宝和蒋芽儿之间便具有一种稚拙纯真的“姐妹情谊”。对秧宝宝来说在陌生的华舍镇遇到曾经的同学蒋芽儿是天大的喜事。如果秧宝宝还住在老屋没有流落到小镇,她的视线是不容易落到蒋芽儿身上的,因为小学生的班级也像个小社会,蒋芽儿有点丑,有着不安的性格,学习成绩不好,是被同学们冷落甚至嫌弃的孩子。但是自从秧宝宝和蒋芽儿成为邻居以后,两人之间便有了一种仿佛本能的亲切。秧宝宝和蒋芽儿同进同出,两人热切地走遍华舍镇的街头巷尾,去探索那些陌生新奇的地方。假期归来,“两人的眼神都有着一点落寞的表情,好像各自经历了些什么,无法沟通”。[23]“两人一拉住手,隔阂便没了。那些分离的日子,倏忽过去。”[24]“两人拥抱着,感到心心相印。各自在心中发誓:永远,永远要好,永不分离。”[25]俩人去菜市场讨人家不要的鱼肠,后来蒋芽儿丢掉了猫,整天把自己关在猫圈里。秧宝宝千方百计地逗她开心,甚至为她在原来猫圈的地方种了一颗石榴树。蒋芽儿说了一句:“秧宝宝,只有你看得起我。”[26]秧宝宝与蒋牙儿的“姐妹情谊”是很令人感动的。蒋芽儿是个可怜的孩子,爸爸妈妈都不怎么牵记她,任由她去疯,大家似乎都不在意她。然而在秧宝宝看来,她是多么有活力,对一切都充满新鲜和好奇。她们的友谊很自然地产生了。其实,蒋芽儿和秧宝宝有着共同的命运,同被市场经济大潮裹挟,同样缺失父母关怀。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互相珍重。
秧宝宝要被父母迁到绍兴去上学,蒋芽儿要被爸爸办到日本去上学。也许在绍兴的广阔天地里,秧宝宝还会有新的际遇,结交新的朋友,拥有新的姐妹情谊。邓湘子的短篇《竹子是否会逃离家乡》中,秀禾是留守儿童,秀美背父母接到城市里上学。两个小姐妹只能通过写信联系彼此,维持友谊。但是随着城市学习压力变大,周末补课,秀美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忙,和秀禾通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两个小女孩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是否能保持这份美好的友谊不离不弃呢?《蜻蜓,蜻蜓》中安安和鹞子的小姐妹感情也随着鹞子进城市上学而被迫中断,也许秀禾和秀美所面临的考验也是她们即将面临的。秧宝宝和蒋芽儿,秀禾和秀美,安安和鹞子,不管她们在现实中是否还会彼此联系,但是最孤独时候的陪伴与依偎,将在彼此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女孩之间的“姐妹情谊”受地缘关系的限制,往往随着身处环境的转换而改变。这往往不是由留守儿童能够决定的,取决于父母的支配。“姐妹情谊”很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转淡甚至消解,所以只能够短暂补偿一些父母缺位所流失的爱,而不能够永久的代替。
4.万物有灵,寄情动物的情感代偿
有许多留守儿童是独生子女,既没有兄弟姐妹,也可能因为性格内向而缺乏朋友。因此他们在留守生活中,往往将视线下移,转到动物身上。在文学作品中,这些动物角色往往取材于农村生活中常见的鸡、狗、牛等。
庞余亮的《小母亲》中,留守男孩玉生的母亲赶父亲去城市打工赚钱,但是又疑心丈夫在城市的生活。母亲变成了典型的农村留守妇女,与邻居胖嫂撒泼、对骂,无心顾及儿子玉生的感受,玉生只好将感情寄托在自己养的小母鸡身上。“光着屁股的玉生抱起小长今,把门打开,像个小母亲,柔声唤出那七只小雏鸡。等最后一只小鸡跳出门槛外,玉生就跟着它们跨出门槛,头也不回地走了”。[27]玉生带着自己的小鸡们暂时逃离了这个父爱缺席、母爱变形的家。等待玉生的是什么呢?这也是作者在思考却无法回答的问题。
贺享雍《留守》中一头名叫花花的老牛,既是空巢老人爷爷一辈子的寄托,也是孙儿扬扬的童年伙伴。通人性的花花还救了溺水的扬扬。当花花快要老死的时候,爷爷像是埋葬一个老朋友一样为花花挖好坟墓,希望它在死后也能听到树上鸟儿的欢叫。爷爷怕有人偷花花的尸体,和孙儿扬扬整夜地守着花花的坟墓。
雪燃《离殇》中的女孩穆青月疯了以后,每天都要去草坪上和李爷爷的白山羊一起玩。李爷爷去草坪放羊时,发现穆青月早早等在那里,见了白山羊又亲又抱。到乡下采风的摄影记者无意中拍到了女孩穆青月和山羊在一起的亲昵照片,并放到网上,网友都称穆青月是天下“最纯情的女孩”。穆青月长期缺乏父母关爱,在留守生活中又被爷爷禁足,情感弱化,精神失常,不相信任何人,只能在白羊身上寻找爱和寄托。这是十分悲情,令人心痛的留守儿童形象。
《少年阿山》中的阿山有一头叫阿黄的狗,《蜻蜓,蜻蜓》中的安安有一条叫铁蛋的狗,《穿过忧伤的花季》中星儿有一条叫黑子的狗。这些狗既是他们留守生活中的陪伴者,也是他们稚弱生命的保护者,甚至为了保护小主人失去自己的生命。成人文学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太平狗》中叙写了一人一狗的故事。当一只名叫“太平”的狗尾随着他的主人程大种来到一个高楼林立,车流如梭,灯光如星,繁华似锦的大都市时,农村的人和农村的狗所受到的岐视和不公却是一样的。甚至人的命运比狗还要悲惨。骨瘦如柴的人和狗,双双落入别人的陷阱。在充满了毒气和监工的工厂里,太平从里面逃了出来,而程大种的生命就如蜡烛一样熄灭了。可见,在底层文学中,无论是对农民工的书写,还是对留守儿童的书写,作家在无意识中往往会加入一些动物作为配角来烘托人物的命运,呼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相比于农村人之于城市人的卑微,动物对主人的忠诚之情便显得分外凝重。
在留守儿童小说中,儿童和动物的感情是相互的。有时是儿童在孤独中将自己的爱转嫁给动物,有时表现为动物对儿童的忠诚与保护,有时则表现为儿童在动物身上寻找一种任何人都给不了的纯真和信任。因此,动物在留守儿童生活中起到的情感代偿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这种代偿是有限的,随时可能因为动物的死亡而中断,没有人类能给予的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来得持久稳定。也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都有动物陪伴,或是拥有与动物沟通的灵性。
 
总之,每种情感代偿都是一股暖流,汇成了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美好图景,但是都或多或少的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温暖,却带着缺憾。
 
 
 
城市文明是影响留守儿童性格形成的外部原因,激发着他们对乡村以外世界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城市文明对农民工来说有正负两种能量,城市繁华热闹的物质文明刺激了农村人想做城市人,过富裕生活,带孩子来城市上学的愿望的生成。而城市物欲横流、灯红酒绿、势力庸俗、冷酷自私的负面能量,又潜移默化地伤害着、毒化着进城务工者淳朴的心灵。农民工将自己的遭遇和对城市的正负两方面的评价有意无意地传递给孩子,造成了留守儿童对城市的主观想象。当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越走越快,逐渐冲击、侵蚀传统乡土文明的时候,造成了留守儿童精神生活的混乱与芜杂,那些坏的因素流入留守儿童无人监护、无法防御的生活,部分留守儿童难以经受诱惑,道德滑坡,有的甚至走上吸毒、犯罪的自我毁灭的道路,成为“反社会人群”。而留守儿童小说所呈现的,有这样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外部矛盾,表现为对城市人的善恶二元化道德评价,对城市的正反两方面判读,最终形成对城市文明向往与拒绝的情感悖逆;第二种是内部矛盾,留守儿童在受到城市负面文明的侵袭之后与自己内心的战斗,最终选择在拒绝中坚守,表现为远离犯罪,抵抗诱惑,战胜自我的精神涅�。
1.向往与拒绝的情感悖逆
李有干《就想让妈亲一下》中的留守儿童月吟、和粉子的妈妈过年不回来,她们便在土墩旁堆了两个雪妈妈,秋冬堆了一个雪凤凰做妈妈。月吟的妈妈在一家私营服装厂当缝纫工;粉子的妈妈在一家酒店打工,白天宰杀野生动物给客人,晚上看守这些动物,被蟒蛇缠住脖子,被鳖咬烂了一根指头;秋冬的妈妈在建筑工地做饭,上脚手架送饭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砸中脑门,当场毙命,爸爸抑郁而终。孩子们与老人相依为命,过年见不到妈妈只好以雪人相代。粉子和月吟藏在对方的雪人背后,交替学对方妈妈说话。秋冬在雪凤凰面前给妈妈磕了个头。父母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主要带给儿童精神上的戕害,也在有意无意中影响了儿童对城市及城市人的印象。
 
粉子问月吟:“你去过你妈打工的那座城市,好玩么?”
月吟想了想说:“城里再好玩,也不属于乡下人的。”
秋冬的话也多起来:“农村人进城,别想捞到什么,只有流血流汗的份儿。”
月吟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老板使唤人,就像使唤牲口似的。”[28]
 
三个孩子的对话,代表了留守儿童对城市的负面评价。这些印象主要取决于父母在城市的苦难境遇。
而当父母对城市表现出褒扬的姿态的时候,他们对城市的评价也可能随之改变。从而向往城市,渴望到城市生活和学习。如韩蓁《父亲与城市》中的留守儿童梦儿的父亲为解决家庭困难进城务工。当父亲回家时候,梦儿看到他失去了两截指头,但是他更多的提到了城市的繁华以及对梦儿的期望。“父亲的话明显地比在家时多了,他谈起了城市里的高楼、度假村、立交桥、菜市场、音乐喷泉和城中绿地……我弄不明白,父亲是被这些新事物、新见闻所激动和驱使,巴不得要把这些告诉我和母亲呢,还是为防止我们追究指头的事而有意岔开话题。”作家对梦儿的心理描写采取了叙述上的犹疑。父亲“神色兴奋地说:‘梦儿,专心读书吧,读完初中读高中,读完高中读大学,读完大学就在大城市工作挣钱!’父亲显得格外振奋,脸上红彤彤的,目光中透出少有的光彩。我知道,这时的父亲的眼前已展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梦,而这个梦是我们家几代人都没有过的。”[29]是城市为农村人造梦,但当父亲最后为了看守材料意外死亡的时候,一家人的梦想破灭。儿童的名字就叫梦儿,似乎预示着农村人在城市实现梦想的艰难与坎坷,对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梦。
一些留守儿童,他们渴望过上如城市孩子一样的生活.但他们一旦接触到另一方天空下的生活时,又选择了回归农村。这里不但是他们熟悉的家园,也是他们精神的原乡。《水边的仙茅草》中文竹在父亲强生的努力下,被送进了贵族小学,而她在睡梦中都渴望回到仙茅村的伙伴们身边。还有春草,发迹了的父亲沓子把她送到省城贵族小学,然而她却偷偷溜回鲶鱼他们中间。《寂寞的南瓜》中的南南也被父亲送到城市上学,南南一开始是非常渴望的,但是城里孩子对南南的歧视和排挤,让南南在城里非常寂寞。他在小学毕业的暑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乡下,在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中找到了快乐。
2.在拒绝中的坚守与救赎
古京雨《留守令公山》中连存爷将吸毒的留守少年大路带回家。让大路观察年老的鹰撞击山崖,磨掉喙和脚趾,在鹰生命涅�的过程中领悟:鹰可以重生,你也可以戒掉毒品重生。一只带着血肉的鹰的脚趾甲唤醒了大路的良知和戒毒的自信。大路一次次和奸诈狡猾的毒贩子作斗争,最后像鹰一样历经磨难,重获新生,戒掉毒品。而《空巢》中的小飞,却没能抵抗住毒品的诱惑,死于毒品注射。《穿过忧伤的花季》中的陈军在星儿的感化下,决心远离校园暴力,不做所谓校园老大的鹰犬。姚岚《留守》中的晓峰虽然没有抵抗住色情网站和网络游戏的诱惑,却能够及时在实施杀害流氓刀条脸的犯罪行为中逃离出来,有比较清醒的理智。《一个男孩的河流》中的柳八月,从一个好孩子堕落成问题少年,最终又能抵御住各种诱惑,重新找回自己,赢得伙伴们的尊重,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成长。《雪袍子》中的男孩周忻,在被职业乞丐集团抓获以后,保持了内心的纯洁和良知,并没有在坏人的淫威下进行偷窃的犯罪行为。反而利用自己的智慧,帮助受害的小伙伴们逃离贼窝。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叶芝,《随时间而来的真理》)。也许,叶芝的诗是对成长异化的留守儿童的最佳注解,总有那么一天,也许是长大成人的时候,也许是老去的时候,那些偏离了正常轨道的孩子,会对往事唏嘘,不会让下一代重复昨天的故事。
可见,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在外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之下,他们有可能远离犯罪,抵抗住诱惑,在曲折中更加独立、茁壮的成长。
 
当我们一层层剥开外表坚韧的表皮之后,才能发现留守儿童的精神内核:质朴与纯真,孤独与顽强,脆弱与柔韧,犹疑与自省,迷茫与反抗。他们比城市儿童经历的更多,成长的更加曲折,对苦难生活认识得更加深刻,对城乡广阔天地充满深刻的认识和繁芜的想像。在主题学和形象学交叉视野中的留守儿童形象,在共同的留守背景下经历了变异与成长,孤独心理是影响其精神内核的根本原因,而情感代偿是内部成因,对城市的想像与体验则是外部成因。


 
 
社会批评或审美批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个最基本最主要的维度,即“审美维度”与“社会维度”。它们包含了三层所指,既指向文学的观念层面,即对文学的基本理解是侧重于社会反映论、认识论还是侧重于主体表现论、情感论;也指向批评的价值层面,即指主要从社会意义还是美学意义来评定作家作品的价值;还指向批评的方法层面,即主要从批评对象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还是对象本身引发的审美体验来切人批评。从批评学的角度看,文学批评的对象既然是文学作品,批评家当然应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它,用艺术的方式才能进入艺术。与此同时,文学批评的艺术性与社会性又是无法割裂的。因为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写人的,它再现人类社会生活,表现人类丰富微妙的情感;文学批评分析作品,必然要分析它与人的社会生活、与人的情感的关系,并对它们作出衡量与评价。[30]本文的第一部分的形象类型和第二部分形象的成因分析,都是侧重社会维度的文学批评,对留守儿童形象的表现论、情感论、社会意义、与外部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由于留守儿童是个社会学概念,早早的进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晚地进入儿童文学的视野,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留守儿童的社会学意义超出了文学意义。但是留守儿童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本文侧重研究的是留守儿童形象,必然要以审美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留守儿童形象塑造审美的维度,即超短审美距离,多重审美视角以及“哀而不伤”的审美旨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儿童的弱势地位及其与底层文学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创作实践上,都取得过相当大的成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受封建社会“父为子纲”的伦理教条束缚,儿童的自由个性和生命尊严是被无情扼杀的。尽管在晚清,儿童的生命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更多是作为“成人的预备”[31],即把儿童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而儿童自身的独特天性依旧被忽视。这一状况的真正改变肇始于“五四”,“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32],而个人的发现,也必定包括儿童个体存在价值及弱势地位的发现。例如,鲁迅认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33],并针对封建礼教的“吃人”本性,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呼声;针对弱势的父亲,他指出“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34]
描述底层边缘儿童群体的生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也是作家乐于表现的题材例如。王统照的《湖畔儿语》中的小顺,由于爸爸要在烟馆里伺候人,后妈要在家里靠出卖肉体维持生活,因此,小顺每天晚上只能在外面游荡,有家而不能归。叶圣陶的《阿凤》中的阿凤,是一位在婆家受尽虐待的童养媳。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很多。
留守儿童小说与以往的农村题材作品不同,底层的现实与文本创作之间有着超短的审美距离,而后者往往是长大后的作家对童年经验的回忆,有着一定长度的审美距离。如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就含有自己的童年经验,是对其童年生活的美好追忆。
“底层写作与现实间的超短审美距离不仅影响了底层叙事的艺术性,还会影响文学创作对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底层叙事难免出现概念化和雷同化,情节模式的单一化和趋同化。”[35]很多小说在设计故事情节时,往往采用相似的情节:如写农民工,他们大都离开农村,怀着各种梦想跑到城市辛苦打工,等待可能的机遇,但最终被城市所吞没。他们流落城市的角落,有的随着城市的堕落和腐朽逐渐丧失了自己,成为城市边缘人;如写留守儿童,则多从亲情缺失、教育缺失、对城市的想像以及另类成长四方面出发,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展现留守儿童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引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
 留守儿童小说是现实主义题材,能够直面生活现实,但是现实与文本的超短审美距离,可能会影响小说的艺术性,容易成为纪实文学。但是如果作者不能贴近留守儿童生活和内心,也无法书写留守儿童的本真状态。如何调和这种审美距离,是作家们需要反复斟酌的问题。
留守儿童小说的超短审美距离不可规避日常化写作,它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写实的方式,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和叙事的冲突、高潮,只是以一种平淡而不失情趣的语言,把留守儿童日常经验和日常琐事呈现出来。日常生活已然成为儿童文学叙事的主要对象和审美范畴。留守儿童形象在日常化叙事中体现出来,日常化的生活细节描写、环境描写甚至补充了形象内涵。王安忆、殷健灵是擅长日常化写作的女性作家。王安忆将秧宝宝的打扮,李老师家的伙食,闪闪的画廊以及闪闪裁裙子的细节,甚至吃金华酥饼的方法都用日常化的语言展现出来。殷健灵对外婆做竹蜻蜓的过程、外婆挑小狗的情节以及安安的日常游戏等都做了细致的描写。日本儿童文学研究者横谷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作者自身体验的自白,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命题。当然,这种体验并不是普通的日常的经历,而是通过作者的意识的作用,从日常生活概括出来的体验。”[36]这种日常化叙事离留守儿童的生活很近,但从艺术本身所需要的虚构性、距离美和“离间效果”来看,有些作家在进行原生态叙述的时候没有把握好一个度——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感,而且完全变成了“零距离的写作”。横谷辉的观点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应该是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或是生活的艺术变形。留守儿童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来源于日常化生活,但要超越日常化写作,就不仅仅是留守儿童个体的现实生活经验的展现,而且还应该是集体的原型经验,即带着儿童生命普遍性的本质性的经验。
 
 
叙事视角在现代叙事学中被表述为一个聚焦问题,即“我们通过谁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事件”。[37]叙事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会影响到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关系到艺术构思的巧妙与拙劣、成功与失败、全局与基础。叙事视角能体现作家的叙事意图,描画场景,刻画人物,升华思想。叙事视角既是统一作品形象的枢纽,又是显示作家艺术个性与写作立场的手段。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运用,既与叙事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密切相关,又与创作技巧和艺术趣味不可分离。从文学审美的艺术趣味来说,这里所指的审美视角与叙事视角趋同。审美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性儿童文学确立起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当然也是留守儿童小说采取的艺术手段。
从审美视角上,可以将留守儿童小说分为儿童视角、成人视角、以及两种视角相互交替三种方式。[38]
1.儿童视角
一般说来,儿童视角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叙事视角,其特点是表现出一种虽显稚气却又纯净透明的童真美,因为儿童是用一种非功利的、脱离于成人社会评价体系之外的标准无所顾忌地去关照现实世界。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从儿童自身生活层面与儿童经验世界入手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关注儿童心灵的作品,大多属于儿童视角。除了常见的第三人称叙事,还有不少作品直接以第一人称切入,主人公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出场。留守儿童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分为:留守儿童的视角、非留守儿童的视角以及被儿童化了的动植物视角。
大多数留守儿童小说都采用了留守儿童的视角。从留守儿童的视角出发,可以将留守儿童小说分为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叙事。
留守儿童作为第一人称,往往可以直观地表达留守儿童的所思所想,多采用心理描写。缺点是作家无法真正地贴近留守儿童的心理,有可能夹杂作家的主观想法。如《借给你个100分》中,留守儿童“我”(施琴)对外婆的爱与对马老师的感恩都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来,但是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被作者赋予了教育意义;再如《一个男孩的河流》中的“我”(岑大更)与男孩柳八月及女孩秀儿的友谊占有很大比重,以我的视角观察了八月的堕落、秀儿的美好,喜根爷的毛驴车和琴声以及八月爸与六拐子在承包黑鼠坨子上的恩怨等,但是岑大更的形象被塑造得过于完美并被作者赋予了好学生的教育意义,而柳八月的堕落、回归、成长及死亡的曲折成长模式反而更加富有艺术张力。此外,还有《寂静的山谷》、《一个暑假和三个姨妈》、《父亲与城市》等也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留守儿童“我”的视角来关照成人世界,以比较委婉、含蓄的叙述方式表现了成人世界的无奈与驳杂,儿童对成人世界是仰视的,作者隐藏在背后,以儿童代言人的身份直接抒发了自己对成人世界的看法。
留守儿童作为第三人称,往往是把留守儿童的视角作为内视角,让读者跟随留守儿童的脚步去观察外在的物质世界,以及变化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将作者的视角变为外视角,表现更加宏大的主题,超出一个儿童所能体会的角度,产生更加深远的思想内涵。如《上种红菱下种藕》、《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以及《寻网》,就通过留守儿童的视角来观察转型期的社会变革或者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当读者跟随留守儿童的视角来看世界时,往往会得到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感受,因为此时的留守儿童从农村进入城市,或者从儿童世界进入成人世界,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往往随着地域和人际关系的转换产生改变或落差。如成人读者可能会对秧宝宝拿帽子盖着头生蛋,而自己却顶着烈日;内向沉默的狗小却可以将欲跳河自杀的农民工从桥上劝下来;郝明明执着地去城市找爸爸,甚至沦为乞丐这样的情节感到稀奇而陌生。而城市儿童读者也可能对《寻网》中的农村少年划了一夜船只为寻找另一种“网”感到陌生和新奇。这些细节都是作者贴近留守儿童,以他们的视角来感受生活。这种陌生化的审美手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高了留守儿童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需要强调的是,儿童视角的陌生感主要是针对成人读者而言,但是留守儿童视角的陌生感针对所有非留守儿童、城市儿童以及成人,隐含读者更加广泛。
也有一些小说以非留守儿童的视角来叙述留守儿童的生活,因为被观察的对象是留守儿童,所以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区别不大。如《讨债》、《寻找武林高手》、《西去的铃铛》等。这些小说往往通过某一个或几个事件将非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联系起来,在两种生活环境和心态的对比中突出留守儿童的性格特征:坚强、质朴、豁达、吃苦耐劳而又乐观自信。作者意在以非留守儿童的视角为切入点塑造留守儿童的正面形象。
《讨债》中肖壮眼里的留守儿童王翠是非常坚强质朴的。从一段肖壮的心理描写中,我们可以顺着他的视角感受到王翠的性格:
 
黑暗中,肖壮虽然看不清女孩的面部表情,但仅仅听声音,肖壮也能感受到女孩内心所凝聚的那份倔强、不屈、自信、希望与憧憬。他想,如果自己不亲自到她家来体验与感受一下,他又怎么能相信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会这么乐观地面对生活的不幸与艰难呢?[39]
 
从这段心理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翠的坚强、独立、自信。肖壮的视角也是读者的视角,让人觉得特别真实可信。
《寻找武林高手》中的“我”是农村非留守儿童,在“爱武心切”的表哥一再要求下,我陪他在连云山寻找武林高手——赵铁头的孙子赵子龙。以农村非留守儿童“我”的视角,既观察了城市儿童表哥,也观察了农村留守儿童赵子龙。表哥爬连云山的气喘吁吁和赵子龙在豆地里蹦蹦跳跳的灵活,表哥热爱武术报班的功利观念与赵子龙轻易抓住黄鼠狼又将其放生的自然观念,以及赵子龙的质朴和表哥的惭愧都随着“我”的视角表现出来。“我”在整篇小说中起着连接城市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中介作用,在“寻找武林高手”这件事上将两种生活环境下的儿童对比起来,突出留守儿童赵子龙的质朴形象,并赞美了他对土地真诚的热爱。
   《西去的铃铛》中非留守儿童“我”(小冲),轻笑安子的固村乡音,倨傲地看着他从门前走过,“旧胶鞋袋子上下甩动”,看到他和爷爷卖柴时被人奚落。我被妈妈安排帮安子看柴垛,安子送山货给我吃。“安子”被一群顽皮的非留守儿童所孤立,被叫做“山里猴子”,那帮小孩的头头还逼着“我”当着安子的面承认不再与安子要好。“我”对安子的内疚心理,以及安子对我的宽容都被逼真地描绘出来。在“我”的眼里,留守儿童安子宽容、质朴、乐观、孝顺,而安子要和爷爷被爸爸一起接到城市的消息,让我和安子的友谊随着西去的铃铛一路摇曳。
非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往往会通过一些偶然的事件建立一段友情,以非留守儿童这样客观视角下的留守儿童有种真实、自然的审美效果。比留守儿童视角客观,比成人视角真实,是一种平视的姿态。
此外,也有以儿童化的动植物来表现留守儿童生活的,此类作品较少。优点是新奇产生的陌生化审美效果,比较接近童话。如《南瓜花结南瓜》中以一个南瓜的视角来观察离异留守妇女的生活和留守儿童的孤独成长,穿插了南瓜花的一生和留守家庭离异生活的两条主线。文章一开头便交代了“我是一朵南瓜花,不是开在大片的菜地里的,而是在一个农妇家的墙外,我是她特意种下的。”[40]在南瓜花受孕、结成南瓜,变成食物,化作春泥养白菜的短暂一生中,经历了“农村-城市-农村”的生长和历险:在农村的时候南瓜花看到了女主人的勤劳质朴和小主人对父母离异所留下的眼泪;在城市的时候变成男主人肚子里的美味菜肴,听到了男主人对前妻和儿子的想念;最后又回归农村的广阔天地。此类作品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视角新奇有趣,叙述语言可爱幽默,易被低幼儿童喜爱和接受。
2.成人视角
采用成人视角的叙事者显然是成人作家。成人视角的特点是:叙事者站在成人经验世界的立场,以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现实世界,以俯视的角度叙述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想象与建构少年儿童的经验世界,重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体现成年人的人生感悟与生命经验,并以此来引导、影响乃至规范小读者。在留守儿童小说中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 向少年儿童传达作为过来人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强调文学作品
要“告诉儿童真的世界和真的生活”,表现出尘世的沉重和丰富驳杂,并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类儿童文学创作总是和特定时代的社会思潮与成人文学流脉趋于一致,如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时而采取作者的视角,时而又采取惠嫂的视角来观察留守儿童旺旺;立极《状元穴》中的留守高中生舒元被世俗功利所诱惑,竟然答应高干子弟丁铁将自家的状元穴卖给他,以此换取城里的工作和2万元钱。这也是作者的视角向儿童读者表现尘世的芜杂。
第二,作家站在教育主义的立场,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张扬文学对儿童的教化功能。留守儿童小说中不乏作者通过成人主人公之口表达其教育观念的作品。如孙君飞的《酸甜柚子》揭示了留守儿童缺乏家庭教育的问题,古京雨的《留守令公山》反映了连存爷对吸毒少年的教育,以及曹延标《两个人的学校》中农村学校被合并到镇上、教师外出打工等问题。这些作品都以成人的视角展现了作者的教育观念,揭示了留守儿童的各种教育问题,塑造了不少善于教育和引导留守儿童的成人形象。
第三,成人视角下留守儿童的性与欲。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杰奎琳.罗丝认为作为儿童小说概念之核心的“儿童”归根结底来自成人意识的建构,因此,关于和面向“儿童”的书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抵达真正的儿童主体,而只是成人对于儿童的一种无休止的幻想——尤其是性幻想——的表征。如《空巢》中留守高中生郝凯的视角后面藏着作家的视角,郝凯被留守少妇偷窥洗澡的画面,姚岚版《留守》中晓峰偷窥母亲和某老师偷情的画面,以及晓峰及龚月的初尝禁果,这些情节都来自于作家成人意识的建构。以留守儿童小说中的“成人-儿童”关系为例,成人对儿童的理所当然的支配和教育成为了此类小说创作的一个主导立场,也由此影响到儿童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而当儿童文学界开始反思这种理解的合理性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拉康的欲望主体等相关理论为主要支撑的文化批评方法,为重新理解和解读留守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成人-儿童”关系提供了具有突围意义的分析路径。
3.两代人对话的视角
儿童文学实质上是两代人进行精神对话和文化传递的途径之一,因而两代人进行对话和对比也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叙事视角。两代人之间,由于生活兴趣和人生经历的不同,常常会出现观念上的不一致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代沟”,留守儿童小说中也会出现两代人对话或对比的视角来沟通这种代沟。如陆梅在《当着落叶纷飞》各章中以不同身份人物自述,以沙莎、阿三、潘记者不同的视角,拼凑出了主客观世界的沙莎。留守女童沙莎眼中的自己是个任性的孩子,而所有的不羁与任性来自亲情的缺失。阿三是留守男童,阿三眼中的沙莎善良、纯真、热爱刀子和文学,因为同样的留守境遇,滋生出了“兄弟”一样的感情。来自成人世界的潘记者视角中的沙莎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讨厌别人称她为留守儿童,对潘记者把自己登报的事情示以拒绝的姿态,以写日记的方式与潘记者交流。
(三)含泪的微笑,哀而不伤的审美旨趣
 
底层往往浸淫着苦难,但“底层叙事”并不等同于“苦难叙事”。“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所指涉的对象“底层群体”带有一定的阶层性,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对立性。“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指涉对象可以包容整个人类。留守儿童小说以“农村留守儿童”为题材,指涉对象是农村留守儿童,属于儿童底层叙事,其中一部分文本偏重苦难叙事,反映留守儿童的“孤独”主题、“成长”主题、“流浪”主题等。儿童苦难叙事要避免将苦难进行线性叠加,因为大部分留守儿童小说的隐含读者是儿童,所以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
留守儿童小说从当代小说底层叙事、苦难叙事、乡土叙事中汲取了营养,既能描绘底层世相,也能警醒世人,引起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能够克服传统底层叙事和苦难叙事中对苦难的线性叠加,也能够继承乡土叙事中从“本色、本土、本真”出发的诗意化营构。留守儿童小说,在孤独与苦难的灰色背景下,不乏儿童源自天性的一抹柔和的亮色。比如毛芦芦《送你一束野芹菜》中,男孩天广的妈妈到城里给因为车祸截肢的女孩做保姆,天广自己却得不到母爱。但是当他得知女孩紫宜的悲惨遭遇之后,送给她一束野芹菜,鼓励她要像野芹菜那样坚强地活下去。毛云尔的《寻找武林高手》中的留守孩子赵子龙,有个一头将糟蹋庄稼的野猪撞下山崖的爷爷赵铁头。城里孩子参加了一个武术班,一心想寻找武林高手比武,便找到了已逝高手赵铁头的孙子赵子龙。赵子龙在田里一蹦一跳,不是再练蛤蟆功,而是怕踩坏了豆地。爷爷也是为了保护庄稼才有那么大力气的。赵家爷孙对土地和庄稼的热爱,让来寻找他比武的城里孩子惭愧,并使他意识到:真正的高手练武不是用来逞勇斗狠的。这个短篇也让我们看到了留守孩子勤劳质朴、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一面。所以,留守儿童的成长模式不是单一的,就如月亮有阴晴圆缺。虽然留守儿童的成长不乏反面例子,留守儿童小说也不是不可以涉及性早熟等问题,但是不能为了取悦大众,满足人的偷窥欲,而降低文学本应该有的质量和体恤儿童的人道精神,更不应该充斥低俗审美来亵渎儿童纯真的心灵。当文学作品再现现实生活的时候,需要为了读者提纯并且升华催人向上的思想内涵。在孤独的精神生活与艰苦的物质生活的双重夹击之下,大多数留守儿童主人公,虽经历成长中的诱惑和阵痛,依旧能够保持“向善”的道德标准与“向美”的审美品质,具有“含泪的微笑,哀而不伤”的审美旨趣。
旷新年指出:“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是道德化的倾向, 也就是所谓的“底层秀”。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 还不如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41]真实的现实社会人生有光明也有阴暗,有幸福也有苦难,有春风化雨也有严寒冰霜。儿童文学不但不回避阴暗、苦难与严寒冰霜,而且一贯坚持将这些真实的人生告诉儿童,将丰富驳杂的社会百态纳入儿童文学的创作视野。留守儿童小说大多能将苦难文学化、抽象化、内心化,获得一种震撼人心、哀而不伤的力量。
以《蜻蜓,蜻蜓》为例,留守儿童小说包含多重人性的审美旨趣:一是生命的力量。如外婆为了给安安做“蜻蜓”,不顾年老体弱,在泥泞中跋涉,到遥远的青女上去砍竹子,这一情节就展示了生命的力度��这也赋予了小说一种苍劲的人性美。二是反映“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安安和鹞子的妈妈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于是安安和鹞子就变成了“留守儿童”,这篇小说就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并反映了乡村人尴尬的生存境遇,但作家在表现这些重大主题时,没有过多地渲染“留守儿童”的苦难,而是从生命的层次,透过儿童的心理,反映时代的主题,表现现实生活的无奈。三是对变革时代普通人性的关怀。小说写到了碧瑶将开发为民俗旅游村,这就涉及到城镇扩张和都市化问题。但作家没有批判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审美地观照乡村的人情人性,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及他们身上所潜藏的美德和韧性。可以说以社会环境及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内涵补充并提升了留守儿童形象的审美内涵。
但是也有少数作家在表现留守儿童的现实时,将苦难进行了线性叠加,“苦难”和“绝望”成为他们言说的普遍方式,他们往往带着痛楚的苦难经验与强烈的倾诉欲望叙述底层,建构了一种苦难的审美情境。苦难与恶俗、诈作、暴力等虽然都是尘世的真实,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苦难是人生的无奈、不幸,需要同情与拯救,而恶俗、诈作、暴力则是人世的污秽与脓疮,需要彻底抛弃与割除。留守儿童小说作为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应该将成人的艺术真实与儿童的艺术真实区分开来。有些作品将一些极端化的例子集中起来,缺乏艺术的提纯,部分片段将性欲与暴力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更像是给成人看的儿童,不适宜身心成长尚未健全以及缺乏人伦判断力的儿童阅读。而儿童文学作家在处理此类问题的时候由于考虑到儿童受众的接受能力,将涉及情色与暴力的场面写得比较含蓄委婉,着力于对农村环境及其变迁的艺术化表现,重点呈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系以及“向善向美”的儿童观。苦难的线性叠加在阅读中除了让读者感叹同情外,并不能在叙事中形成整体性的情绪与思想,相反,这种抽空了审美内涵的叙事一旦走向绝对化就与文学的本性相去甚远。如《空巢》中的飞飞、小翠、梅等的苦难遭遇过度集中,作家似乎将留守儿童的极端化例子置入一部小说里,悲情与绝望浓得化不开;《离殇》中的何谷子、穆青月,《留守》(姚岚)中的龚月、龚云、龚星,作者把他们的苦难遭遇像伤口一样撕开给人看。不是不可以写苦难,而是要将苦难升华为一种向上的力量,或是化作警钟长鸣。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小说中的超短审美距离来源于儿童底层叙事,不可回避日常化写作,发展方向是超越日常化写作;多重审美视角包含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及两代人对话的视角,其中儿童视角又包括留守儿童视角,非留守儿童视角以及被儿童化了动植物视角;哀而不伤的审美旨趣,表现了留守儿童形象的“向善向美”的道德追求以及“本土、本色、本真”的诗意内涵。这三个审美维度,共同在留守儿童形象的主体表现论、情感论,美学意义及审美体验等方面营造了多层次的留守儿童形象,与之前社会维度划分的留守儿童形象类型及其成因分析遥相呼应,互相补充。


 
 
留守儿童小说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留守儿童小说开创了新的题材,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描绘了新的心灵图景,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领域的创作;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体现了中国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为“更弱者呼”的悲悯情怀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出版角度来讲,小成本、低利润、无噱头的农村现实题材类的留守儿童小说往往不能给出版社带来巨额利润,反而考验了出版社与编辑者的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留守儿童小说历史地承接了农村题材儿童文学,抵抗着都市儿童文学的话语霸权。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留守儿童小说丰富了儿童文学的题材,增添了新的儿童形象与新的心灵图景。儿童文学中的“留守儿童”形象与成人文学中的“农民工”形象遥相呼应,丰富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儿童形象的人物画廊,有利于人们了解这一特殊儿童群体的心灵图景。
典型形象是指既能反映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具有特定环境下的共性,而又具有极其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事实上,中外儿童文学在典型形象的艺术创造上,主要集中在少年文学层次。因而儿童文学塑造新的典型形象,需要从少年文学,尤其是少年小说、成长小说中去突破。[42]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留守儿童小说多属于少年成长小说。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对自己的小说《蜻蜓,蜻蜓》有这样的评价:“这是一部关于爱的小说。这不是一部应时的小说,也无意从社会学层面上剖析‘留守儿童’问题。小说反映的是‘这一个’典型。”秧宝宝、安安、沙莎、陆星儿、龚月、阿三、陈军、郝凯、周忻等等都是典型的这一个,也能代表一类人。他们虽然在成长阶段被父母忽视,但是他们并不是“多余者”,他们很重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无辜的牺牲者。留守儿童稚嫩与成熟兼具、明媚与忧伤并存、脆弱与坚强对立、孤独与隐忍互补的心灵图景,与城市儿童或者以往的农村儿童相比,显得既复杂又独特,充满文学张力。
从作家的角度,留守儿童小说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更弱者呼”的悲悯情怀。《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说过一段话:“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43]其实霍尔顿的话语代表了作者塞林格的心声。这也是中国的作家们对缺乏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呵护与守望。写留守儿童小说的作家,都是现代化进程中“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里的守望是指看守�望,在这里的引申义为作家以写作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关怀护卫,不同于前面所提到的“孤独的守望者”中的“守望”。
汤素兰在《做个幸福的人》中说:“儿童文学并不是为儿童请命和代言的文学。儿童文学作品要给孩子勇气和希望。今天生活的世界,有许多不如意,国际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父母离异、家庭破裂、诚信危机、价值体系崩塌、繁重的课业负担……对儿童造成巨大的生存和心理压力。尤其农村还有大批留守儿童。作为儿童文学作家,要理解孩子们的恐惧、孤独和压力,给他们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把世界建造得更加美好的信心。我们还要做孩子们生命的教练,精神的导师,成长路途中的啦啦队员,我们要把公平、正义、勇敢、尊严、爱与美等等一些信念传达给孩子。在今天,儿童文学作家肩负的责任重大。”儿童文学作家只有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要求自己关注儿童精神生活和心灵成长,才能真切的了解农村少年儿童的生存与成长的沉重与艰辛,才能同情那些贫穷失学的儿童,同情那些因父母进城打工,亲情失落,生活失助,学业失教,成长受挫的“留守儿童”;关注那些跟随父母进城打工却被都市排斥,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的儿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不仅是服务于儿童,甚至不仅是理解与尊重儿童,而是更要认识、发掘儿童生命中珍贵的人性价值,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成人自身融人其间,以保持和丰富自己人性中的可贵品质”[44]因此,作家们对留守儿童的书写,也是对自己灵魂的淘洗与升华。
从儿童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留守儿童小说历史地承接了农村题材儿童文学,抵抗着都市儿童文学的话语霸权。
从新中国儿童文学诞生之日起,农村生活成为了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表现领域。十七年期间,作家们对农村儿童生活的反映注重社会性的一面,几乎没有对儿童的心灵世界进行描写和开拓,对农村生活过分美化,对于儿童的苦难缺乏较全面的表现。新时期的农村儿童题材儿童小说,弥补了“十七年”时期儿童精神世界的单一性,显示出了一种多样性的“真实”,表现出对乡土生活和儿童精神世界的深层关注,对苦难有了一定的表现,包括生存的困窘、情感的挫折、性的压抑、亲情的丧失等;而当代留守儿童小说,历史地承接了“十七年”时期与新时期的农村题材儿童文学,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实,描绘了独特的留守儿童群像,有着“含泪的微笑,哀而不伤”的审美旨趣。
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思潮走向在很多时候是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致的,但其中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乡土题材写作一直构成着成人文学最重要的叙事经验,而儿童文学从新时期之后却明显地开始了都市化转向。都市化的儿童文学占据着市场的主流以及话语霸权,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学则长时期处于失语状态。当《哈利·波特》像一场龙卷风席卷整个地球的时候,当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创造出版奇迹的时候。魔幻儿童文学、都市儿童文学,正以快餐化的方式陈列在儿童读者面前。跟随者众多,超越者甚少。“都市儿童文学中故事发生的环境几乎都是时尚的都市生活场景,哈日哈韩、麦当劳、肯德基、迪士尼、网络游戏等成了当今儿童文学文本中的流行语;叙述风格大都为轻松调侃的游戏化叙述,叙事模式大都为时尚的都市青春期叙事;呈现在他们笔下的主人翁大都是具有漫画式的漂亮外表、无忧无虑、摆酷矫情的都市少年等。这种过渡迎合都市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创作潮流无法克服‘艺术自觉性与商业欲望的矛盾’、‘建构个性文学空间与追求潮流的矛盾’;这种流水线化、浅显化、类型化、商业化、都市化、贵族化的创作倾向也表征了儿童文学的亚健康发展态势:作家沉浸于小故事、小情绪的‘小资叙事’之中而摒弃了苦难叙事的传统。那些倾注了作家现实生活切身体验的作品;那些稍带苦难意识、关心儿童成长、正视儿童问题的作品;那些表现中国底层儿童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的生存艰辛的作品已是凤毛麟角。[45]以苦难叙述表现底层关怀的儿童文学被日益边缘化。
儿童文学应该倡导的是一种深度写作、责任写作、心灵写作、审美写作。当下,我们的儿童文学需要直面中国的现实,书写少年儿童严峻生存状态的现实性儿童文学。留守儿童小说的创作不仅历史地承接了五四时期、十七年和新时期的农村题材儿童文学,而且好比院落一隅开放的花朵,默默绽放,用最真实最接地气的面貌抵抗着都市儿童文学的话语霸权。
从文学立场,留守儿童小说有其创作的优势和不足。留守儿童小说与底层文学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学立场:在内容上,主要描写留守儿童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在写作态度上,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的儿童有一种同情与悲悯之心;从写作意图上,作者期待着成人读者的深刻反思和留守儿童的自我觉醒。
曹文轩写过一篇论述自己儿童文学创作观的文章《追随永恒》,他认为儿童文学要感动今天的孩子,而且“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46] 留守儿童小说就充满着道义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但是在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方面仍需加强。留守儿童小说的不足:一是超短审美距离导致的类型化写作,缺乏智慧的力量与美的力量;二是作家不能真正的沉入留守儿童的世界,容易对留守儿童进行现象化、极端化处理;三是作家对本人身份的优势认识,作家无法以平视的姿态来关注留守儿童,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主体失离性。因此留守儿童小说需要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成人的真实与儿童的真实完美地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其精神坐标:在纵向历史上,传承了五四时期、十七年时期以及新时期的乡土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历史背景和新的思想内涵;从横向历史上,底层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新的思潮,留守儿童小说是当代底层文学的一部分。目前,留守儿童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但因其现实意义,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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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中、短篇小说附录
 
表:三种儿童期刊留守儿童中、短篇小说分布
儿童文学
少年文艺(上海)
少年文艺(江苏)
01.11《竹瀑溪的吼声》谢强华
01.12《麦芒》杨老黑
02.6《状元穴》立极
02.12《疼痛》姚岚
05.3《寂静的山谷》李丽萍
05.10《清明》邓湘子
05.11《一个暑假和三个姨妈》
唐池子
05.12《留守令公山》古京雨
06.6《家园》邓湘子
06.11《小孤舍》(上)李有干
06.12《小孤舍》(下)李有干
07.1《口吃》陈然
07.2《达子香开了》吕清温
07.3《晌午的遭遇》老貘
《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上)
舒辉波
07.4《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下)舒辉波
07.10《等待过年》蒋谷崎
07.11《西去的铃铛》曾小春
08.1《两个人的学校》曹延标 
《想去天堂的孩子》胡继风
08.2《寻找幸福的萝卜》李铭
08.11《独屋》古京雨
09.4上《月亮船》马车
09.6上《鹰,今夜你住在哪里》
李永天
09.10下《送你一束野芹菜》
毛芦芦
《我叫小宝,你听见了吗》侯文晓
02.2《借给你个100分》沈石溪
02.8《父亲与城市》韩蓁
03.12《讨债》采风
06.3上《寻网》胡若凡
07.5上《就想让妈亲一下》李有干
07.9上《八月桂花开》胡先岐
07.12上《七棵树》李丽萍
08.2上《亲妈妈》韩青辰
《我的理想》忆秋
08.4上《留守不寂寞》
王梅香
08.7·8合刊上《童年梦醒时》戴中明
08.10上《银花》曾维惠
09.2上《徒步走进城市的乡村男孩》邢庆杰
09.6上《远行的鸟群》
老臣
 
 
05.3《小丫》蒋谷崎
05.12《桃花溪》王苹
06.2《第二十八棵白杨》
高普校
07.6《寻找武林高手》
毛云尔
07.9上《小母亲》庞余亮
《留守女生日记》郭婷
07.11上《夜宿云雾寨》
陶永喜
07.12上《酸甜柚子》
孙君飞
08.7·8合刊《竹子是否会逃离家乡》邓湘子
08.10《迷航》薛涛
09.5《莲花落》陈希
09.9《二哥的油炒饭》
张寄寒
 
注:上表中除李有干的《小孤舍》(上、下)以及舒辉波《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上、下)为中篇小说,其余均为短篇小说。


 
 
[1]水乡无处不嫣然——浅析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姐妹情谊”.语文学刊ISBN1672—8610),2011.(08下半月刊):77-78,84.第一作者.
[2]佐拉·甘尼(伊朗).伊朗现代儿童文学与童年观的历史研究:伊朗儿童文学史项目(HCLI)与伊朗儿童文学史研究所(IRHCLI).中国儿童文化第六辑(ISBN978-7-5342-6368-2),2010:255-260.译者.
[3]“生态主角”们的梦想.新华书目报,2011年第977期.第一作者.
[4]玩具论(增订版).希望出版社,2009.参编.
[5]2009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参编.
[6]2010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参编.
[7]2010中国年度童话.漓江出版社,2011.参编.
 
 
 
 
 
 
 
 
 
 
 
 
三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在浙师大的硕士生活将要结束。想到毕业,心里有太多的不舍和愧疚。虽然深知自己的论文水平远未达到学术研究的深度,但是我依然十分珍惜在浙师大的研究生生活。
首先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方卫平老师,感谢三年来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自从09年进入浙师大以来,方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撰写毕业论文期间,我的论文从选题、资料整理到论文修改,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特别是在毕业论文修改期间,方老师更是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阅读我的文章,不仅从文章框架和内容方面提出意见让我思考,甚至字斟句酌地帮我修改细节上的错误。方老师无私的帮助让我感激,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钦佩。
衷心感谢曾授业于我的其他老师:德高望重的蒋风老师、和蔼率真的周晓波老师、学识渊博的常立老师、亲切温和的钱淑英老师、认真严谨的胡丽娜老师,以及红楼资料室大方随和的林敏杏老师和温柔可人的徐静静老师。他们在我的学习生活以及论文写作中都给予了很大的指导与帮助。此外,也要感谢浙师大比较文学专业的朱利民老师以及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的访问学者郑伟老师,他们在我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也曾给予我诸多建设性意见。
感谢我的同学:黄兰兰、周明刚、刘琳、徐洁、童雅平、张艳霞、金丽君、李晓牧等。感谢你们曾经给予我的鼓励,并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也是你们让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真诚地祝福你们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正是你们一直的鼓励与支持,才让我在安静平和的氛围中完成学业,是你们让我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最后,谨向百忙之中参加论文答辩和评审的专家、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马皓月
 
                                                2012年春于浙师大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本人完全了解浙江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浙江师范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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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南海出版公司,2002:3.
[⑦]殷健灵.蜻蜓,蜻蜓.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第2版:13.
[⑧]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南海出版公司,2002:148.
[⑨]同上,251.
[⑩]同上,252.
 
[11]姚岚.留守.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8—9.
[12]雪燃.离殇.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116.
[13]同上,274.
 
[14]陆梅.当着落叶纷飞.接力出版社,2009: 13.
[15]同上,6-7.
[16]陆梅.当着落叶纷飞.接力出版社,2009:56.
[17]陆梅.探索和抵达——《当着落叶纷飞》创作手记.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1-3-21.
[18]谢林薇.从《空巢》与《留守》看留守儿童小说中的另类成长.山花,2012(1).
[19]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46.
②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1.
[21]陆梅.当着落叶纷飞.接力出版社,2009:99.
[22]马皓月.水乡无处不嫣然——浅析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的“姐妹情谊”.语文学刊,2011.(8):77
[23]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128.
同上,128.
同上,267.
同上,258.
 
 
 
 
[27]庞余亮.小母亲.南京:少年文艺,2007(9).
 
[28]李有干.就想让妈亲一下[J].上海:少年文艺,2007(5)上:86.
[29]韩蓁.父亲与城市[J].上海:少年文艺,2002(8):32-41.
 
[30]邵滢.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114.
[3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杂文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卷:133.
[3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赵家璧主编).良友图书公司,1935:5.
[3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杂文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卷:133.
[34]鲁迅.灯下漫笔,鲁迅杂文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卷:213.
[35]陈波、廖慧.底层叙事的意识形态与审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3):51.
[36]引自唐池子,谭旭东.什么是儿童文学审美的重心[N].文艺报.2007-3-10.
[37]转引自王泉根.谈谈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语文建设,2010(5).
[38]注:以上审美视角的分类参照了王泉根《谈谈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
 
 
[39]采风.讨债. 上海:少年文艺,2003(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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