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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形象透视汤素兰童话创作的演变与发展(2008级胡晔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钱淑英副教授)

[日期:2012-09-23] 来源:胡晔 作者:胡晔

 

 
 
 
 
  
 
本科毕业论文
( 2012)
 
    目:从动物形象透视汤素兰童话创作的演变与发展
    院:            人文学院                        
    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胡晔     学号:   08010113            
指导教师:   钱淑英    职称:   副教授              
完成时间:    2012      4      26          
    绩:                                       



从动物形象透视汤素兰童话创作的演变与发展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胡晔(08010113)
指导老师:钱淑英(副教授)
摘要:本文以汤素兰童话中的动物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作家各阶段的代表作品为例,试图通过对动物形象深入、全面地考察,以点带面地梳理出汤素兰童话创作的嬗变和发展,并以此探讨作者在动物形象背后所赋予的特质与内涵。本文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些动物形象从最初的传统拟人化到虚实交融,再到颠覆类型化、凸显儿童性,最后成为诗意化身,蕴含深刻哲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演变之路,即从最初对传统童话形态的借鉴到融合小说创作的模式,继而带入成人化的思考,再到坚持儿童本位,最后形成个性化的风格,真正体现一种现代儿童观。总之,汤素兰的童话创作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改良、完善和丰富的过程。
关键词:动物形象;汤素兰;童话创作;演变
 
From the Animal Image to Perspective the 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Sulan’s Fairy Tale Writing
HU Ye    Director: QIAN Shu-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aking the animal images in Tang Sulan’s fairy tale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each stag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animal images deeply and completely, which sums up the chan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Sulan’s fairy tale writing,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notation behind the images. Conclusions are drew as follows: Animal images were traditional personification design at first, then had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and imaginary world, then subverted traditional types and advocated children character, become a poetic incarnation and contain the deep philosophic idea until now. In a degree, it also reflects that the creation of Tang Sulan was from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fairy tale to referring to the model of novel and placing personal thoughts, then insisted on writing for children, in the end forms individual styles and atmosphere and really has the modern outlook on childr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Sulan’s fairy tale writing is a continuously exploring, improving, perfecting and enriching process.
Key Words: animal images; Tang Sulan; fairy tale; evolution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节奏加快,整个文化氛围也随之商品化、休闲化, “出版社追逐着读者的阅读兴趣,作者适应着时代和出版社的要求,在这平稳而惯常的运动中,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显出了它的原动力性质”[①]。同样地,90年代的童话创作也面临着尴尬局面,一方面作为儿童文学的大类,它仍占据中心位置,并拥有了更宽松自由和个性化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相对缺乏使它遭遇了艺术上的严峻考验,加上中长篇少年小说热潮的席卷,童话境地失却了80年代的独领风骚、热闹亢奋和轰轰烈烈。
在此种语境下,那些不受市场干扰,不求速度、不跟风,仍执着童话艺术,维护精神和信念的乌托邦,从而使作品日臻成熟、大气、富有个性的作家就显得尤为可贵。汤素兰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创作故事、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小朵朵与大魔法师》、《笨狼的故事》、《红鞋子》等。多年的磨砺使汤素兰的作品在借鉴、学习、吸收经典精髓的基础上散发出独特的光辉,“有如一枚枚细巧的贝壳,在不大的空间里,却嵌着一圈圈令人赞叹的美丽花纹”[②]。加上成人文学创作的经历,更使她将“深邃的思想和成熟的艺术带入了童话,同时也给童话带来表现空间的拓展和表现疆域的扩大,带来郁郁葱葱的新颖意味”[③]。无疑,汤素兰童话在当代童话中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甚至彰显了当代优秀童话的一些重要风貌和发展趋向。
纵观汤素兰整个创作历程并将着眼点放置作品内容和人物上时,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出她对动物形象的喜爱。从最初的《小朵朵和大魔法师》,到后来的《笨狼的故事》、《驴家族》、《蜻蜓》等优秀长短篇童话,动物形象一直渗透其中,成为了她作品中的常客。尤其是新近的短篇童话集,动物形象更是铺天盖地,不计其数,涉及种类达15种之多,呈现出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姿态和样貌,而这无疑是汤素兰创作画卷中绚烂的一笔。
因此,动物形象刻画的演变可视为汤素兰创作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或是一条线索,涉及作者信念、情怀、艺术用意等根本问题。本文将以各阶段汤素兰的代表作品为例,试图通过对动物形象深入、全面地考察,以点带面地梳理出汤素兰在创作上的摸索、改良、完善和丰富,从而在总体上把握汤素兰的创作动态。
一、初创期:借鉴传统童话形态
儿童文学中,动物形象往往受到作家们的喜爱和青睐,频频出现且盛久不衰,突出的典型如米老鼠、唐老鸭、狮子王等。而动物形象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一方面因为人类从自然中蜕变而来,不可能摆脱自然,本身也将永远带着自然的生物性。而根据“复演说”理论,“儿童年龄越小,他们就离大自然越近,如同原始初民与大自然保持着更纯朴更天然的联系一样”[④],因而儿童对于动物是拥有一种与生俱来、异乎寻常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儿童审美是充满好奇和想象的,他们必然会对与人类具有相似生命体征却是不同习性、功能的动物怀有十足的热情,甚至会将概念化的动物视为“类人”或“类自己”的幻想对象。生长在农村,热爱自然的汤素兰在童话创作初期同样发现了动物与儿童之间的天然联系。因此,在她的早期童话作品中,已然出现了许多动物形象。
1993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汤素兰的第一部长篇童话《小朵朵和大魔法师》,讲述了一个现代小女孩朵朵因忍受不了现实生活的枯燥刻板而离家出走,之后进入神奇美丽的豌豆城,别样的生活、黑森林的探险让朵朵感到了自由、快乐、温暖和人性化,获得了自信和成长,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一切也成为了朵朵重返现实世界的勇气和经验。
在文本中,汤素兰消除日常理性原则,设计了两个非现实空间作为小朵朵逃离人类世界后与动物发生交集的场所。其中一个是“豌豆城”,汤素兰编排出一群动物形象作为豌豆城的居民,形成酷似人类生活的小社会,里面的动物们穿着衣服,能与人类平等自如地交流,从事着相关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动物们都非常热心、正直,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和谐美好的豌豆城。常见的形象如守城的白马先生,开鲜蛋店的母鸡们,卖毛线、毛线针的老绵羊们,出售熏鱼的黑猫和店员白猫小姐们,从事教育工作的鹦鹉老师等。
除了描述动物的形象、背景外,作者还编织了它们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事件来绘写动物们的品质,表现豌豆城的特质,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比如豌豆城的服务者们,为提高服务质量,使豌豆城的居民更加快乐,纷纷做出努力,母鸡们、老绵羊们、花鸭们都主动上街服务,送货到门,黑猫实行“买一罐熏鱼赠送一个起子”的优惠。却不想努力过度,反而走到了事情的反面,不仅自身压力大还给居民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朵朵因此还错过了与袋鼠妈妈的约定而伤心难过。从大家的过分“热心”中,读者可明显体会出做事应顺乎自然,切不可把快乐变成负担的道理。还如白马先生,它原是马戏团演员,后因近视而告别舞台,失落的它没想到却得到豌豆城千名居民的安慰和鼓励。毫不气馁的白马先生在城门口找到新工作——签发“豌豆绿卡”,从白马先生身上,读者容易了解到自我认同、自我肯定的重要,相信每一个体存在都有其用武之地。再如鹦鹉老师,它曾被关在笼子里而患上忧郁症,不吃不喝、闷闷不乐,最终被人丢弃到山坡,幸运的是强烈的自然气息让它唤起了生命意识,顽强飞到了豌豆城,从鹦鹉老师的经历中,读者自然明白热爱自由,追求快乐的价值所在。
    对比“豌豆城”的和谐美好,另一个非现实空间“黑森林”就显得黑暗恐怖,出现的动物形象随之亦显神秘、高傲、不易相处。但懂事的朵朵一直秉持助人为乐的精神去亲近动物并由此不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朵朵一开始遇到了帅气的青蛙王子,就大方地送给它一条绿丝带,让它好去参加美丽的螳螂小姐的演奏会。在螳螂小姐的宫殿里,朵朵又结识了贪心的癞蛤蟆,爽快地答应用三圈舞换搭一次顺风车。来到大湖边,朵朵又毫不犹豫地送给骄傲的天鹅一根红丝带做围巾,天鹅为了答谢,带朵朵渡过了大湖,顺利找到了黑森林。
在这部最早的长篇童话中,汤素兰保留了动物的某些特性,如它们说话的声音,行走的姿态等,还利用它们与外界的各种关系,赋予它们某种属人的性质,这些传统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及由它们构筑的艺术世界促成了此篇童话的幻想性,即非生活本身形式。虽然故事精彩且环环相扣,但“奇”、“趣”、“险”为主的美感经验弱化了动物形象的塑造,使之个性并不突出,而常常通过一些事件以类型化的方式出现,鲜有反映性情的心理、动作等细节,只有简单的外貌叙述和性质定位,明晰了童话的情节指向,缺少了些许童话意味。因此在这个文本中,动物即使介入人类的生活并与之发生紧密联系,大多也是为情节设置,主旨诠释,充当凸显主人公性格特征的配角,迎合作品本身想要渲染的有趣、好玩、热闹的氛围。如果光从动物形象来看,确是造成了一种缺少深度的平面感,其真正的功能和价值未得到完全开发。
运用传统拟人手法塑造动物形象实则也可看出汤素兰在童话初创期中有着明显的对传统风貌及传统元素的搬用,整体借鉴了传统童话形态。如作者使用第三人称的外视点,减少写作、想象上的制约,并贯穿魔法、飞毯、龙等一类东西方典型的魔幻元素,构造了两个非生活本身形式的艺术世界,而这也应该参考了许多典型童话空间的创造,如天宫、瑶池仙境、花果山、永无岛、美丽星球等。还如,故事结构为传统的漫游式、历险式的单线性结构,简单明确、一目了然。同时,在这个长篇中的每个小故事里,总会积极涌动着作者用幻想形式勾勒的美好世界和温暖人情的样态,来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但因处于童话初创期,作者在形象与意义的融合处理上仍不够老道、自然,导致文本的象征意味,教导意味过于鲜明而张扬。上述这些“一方面反映了她自身良好的传统童话的艺术素养,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她在借鉴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不成熟或者夹生的状态”[⑤]
二、探索期:融合小说创作模式
继《小朵朵与大魔法师》之后,汤素兰于1994年发表了一篇短篇童话《紧急救护》,在这个文本中,作者改用第一人称,将常人放入一个非常态的情境中,形成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场景,然后通过成人视角,叙写了一段人与动物间、动物与动物间的感人故事。
记得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行人和楼前一排金黄的银杏树,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今天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你能替我去买一些治疗伤口的药吗?是治枪伤的。”家里的大花猫走到我的面前,一本正经地说。你能想象得出来我是多么诧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便没有理睬大花猫,继续看着天空。“这是钱,我想这足够了。剩下的你可以替我们买一颗糖、一条小鱼和一根莴苣。”花猫向我伸出前爪,递给我两个五分硬币。[]
之后,出于好心的“我”暂时放下惊异,听从花猫的吩咐买了药膏来到约定地点,救治伤员。原来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大耳朵野兔被抓后关在了笼内,得到觅食小老鼠的解救后逃到了公园,却被打鸟青年打中腿部。最后,在“我”、花猫和小老鼠的帮助下,野兔得到了及时救护并顺利回到乡下。救护结束后,一切又恢复了原貌,花猫也不再说话,但“我”自认为已和花猫达成了某种特殊感应。
不同于《小朵朵和大魔法师》中动物形象的简单拟人,《紧急救护》一方面抽取动物本身的外形和某种生物属性,另一方面抽取人的行为方式、思想感情,再将两者全新综合在一起,添加必要的动作、语言、情态描写,塑造了个性鲜明、生动逼真的三个动物形象。主角之一的花猫是成熟、智慧又富有责任心的代表,当野兔需要救治时,头头是道地吩咐“我”该做什么;当“我”迟到时,毫不留情地责备我;当“我”的出现吓到小老鼠时,及时做解释;当“我”弄疼兔子时,紧张地对我吹胡子、瞪眼睛;当看到取出的子弹时,重重责骂打鸟的青年;当“我”疑惑它为何能和小老鼠成为朋友时,拒不理睬,认为动物也有保留秘密的权利。对比花猫,小老鼠的形象则是胆小、小气又好心,向往自由的它冒着危险救出野兔;但看着重伤的野兔,竟会神经质地哆嗦;看到“我”的到来,更是紧张地后退;心疼却也掏出了买药的钱。而野兔则是温顺、可人又好脾气,勇敢地接受“我”的手术;亲切地吻着“我”的额头表示感谢;离别时与花猫、小老鼠难舍难分。
虽然这篇作品不以生活本身形式塑造形象,就外观而言,假定性表现得强烈且外露,但作者凭借动物形象的两重属性,在文本中设置了虚实相融的两重世界。在动物世界里,动物们是拟人的形象,有思想、有感情并用人的语言与人交流,“我”只是作为无意的闯入者目睹、参与了这一切;但当回到现实,动物们就恢复了生物性,保持与人类世界的距离。
我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来到阳台上,对猫说:“一路平安!野兔和它的兄弟们欢迎你和老鼠去玩!”猫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它“喵”地叫了一声,像平时一样,眯缝起眼睛,伏在阳台的栏杆上打瞌睡。“喂,你听见没有?”我拎拎猫的耳朵说。猫伸了个懒腰,一点也不理睬我,转身走了。它那神情,仿佛今天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这种虚实世界的交叠、融合见证了汤素兰的童话创作从初创期的借鉴进入到了探索期的改良。曾经写作小说的她在两种文学体裁间不停游走、思索、寻觅,在某种程度上使童话渗透和移植了小说的表现方式,拟人的动物形象不再只出现在虚构的空间里,而开始存于现实土壤之上,童话整体逐渐具有了童话型小说或小说型童话的风貌,与现实生活中读者的常规经验产生某种同行度,由此造就了假定性情境中的艺术真实,具有别样的美感和阅读体会。
上升到意味层来看这篇童话,作者对形式与意蕴结合的把握就比《小朵朵与大魔法师》密切与自然得多,意蕴的超越性被作者灵活地寄予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中,老鼠、花猫救助野兔时的义无反顾、尽心尽力;老鼠与花猫怪异却又深厚的友谊;三人分离时刻流露的不舍与真情,这些都于无形中浸润着作者个人的情趣和体验,物化着作者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从而诠释出友情的伟大、自由的可贵。
融合小说创作模式的探索同样体现在《狩猎奇遇》这篇短篇童话中。文章采用现实人物的视角,即主人公“我”是一位顶着摄影师身份的猎人,来到森林世界狩猎。奇怪的是在“我”的枪口下,大蟒蛇变成了大象,让“我”措手不及;兔子们把枪当相机,咧嘴开心笑;狼好奇地反来夺“我”的枪,却不小心走火……种种奇遇让我飞快逃出森林,再也不敢狩猎。
一般来说,面对猎枪,无人不会害怕;猎人狩猎,也断无被缴械投降的道理,但在这篇童话中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却真实发生了,这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倒错生活本身逻辑,用陌生化手法使描写对象戴上一种怪诞面貌,拉开描写对象与生活的距离,形成假定性情境。但在对待“猎枪”这一带有危险的实物时,动物们与“我”截然不同的本性反应又恰恰促成了真实形象。虚实的纠缠在猎人视角中浮现出如幻如真的效果。而不谙世事、自然纯朴的动物们就如天真烂漫、好奇心重的孩童,爱玩爱闹爱闯祸,如大象会生气地斜眼瞧人;小兔子们面对枪全都咧开红红三瓣嘴傻笑,还摆出各种各样自以为漂亮的姿势;小狼夺下双筒猎枪,着急地想知如何使用,却不小心用爪子扣住了扳机,枪声把自己吓得逃回了森林……有趣的片段让读者在忍俊不禁时亦会沉静反思成人世界的虚假、刻板和冷酷。这篇带有先锋小说色彩的童话无不于荒诞中夹杂着理趣,充斥着作者富有成人化的思考和感悟。
综合上述两篇别具一格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汤素兰的创作特点是融合了小说的写作方式,构筑虚实相间的情境,并赋予成人化的思索感受。虽然人物还是口吐人言的动物,但虚实相融中读者能深切感到说话动物的真实情态,清晰明朗而又光彩夺目。正如陈恩黎所评价的那样,“《紧急救护》和《狩猎奇遇》的出现则无可怀疑地确证着这样一个事实:汤素兰的童话创作正经历着一场嬗变,她与传统童话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进入渐渐过渡到出走”[⑧]
三、发展期:颠覆类型化,凸显儿童性
1998年出版的长篇童话《笨狼的故事》在汤素兰的创作历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作家在创作中的明显借鉴手法已逐渐内化为自身独特的艺术样貌,可以说,这一时期汤素兰的创作“借用模仿的痕迹已经没有了,是得到了精髓,又有自己的创造”[⑨],到达了一个发展期,备受读者的喜爱和学术界的肯定。《笨狼的故事》荣获了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第十届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笨狼”形象也成为汤素兰作品中的代表形象。
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笨狼在成长过程中一系列好笑好玩的故事。其中,笨狼形象完全打破了狼形象的凶狠、残暴的常规类型化,完美综合狼的视觉外形和人的思想情感,变形成一个新形象,洋溢着憨态可掬、逗人喜爱的特点,活脱脱一个顽童化身。而文本也从《紧急救护》和《狩猎奇遇》的成人视角中跳脱出来,改从幼儿视角出发,借助艺术化却不失本真的动物形象和浅显却不失智慧的语言准确描摹幼儿阶段的生命状态,“表现出作者对幼儿的生命欲求的深刻洞察,以及表现这种生命欲求的非凡幽默”[⑩],展现了满满的儿童性。
在成长过程中,“幼儿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法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往往通过对自己名字的呼唤,以及对自己东西的确证来证实自我的存在。但这一时期幼儿的自我确证通常又是十分单纯和浅在的,他们只能通过外在的表征来确认自我”[11]。汤素兰深知这一点,便将《笨狼的故事》的开篇设为“发现自己不见了”。笨狼在爸爸妈妈出门的第一天,在没有人喊着自己名字起床的第一天,猛然发现自己不见了。多亏聪明兔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笨狼”,让它挂在胸前;又送给笨狼一面镜子,让它天天对着镜子照照,以便看见自己的存在。这段有趣又不失实的描写,形象反映了儿童脱离自我中心,即逐渐开始区分自我与对象的过程。
在学习、生活里,笨狼也会因智力水平和知识技能的有限而闹出笑话,如笨狼挖了一个坑,把屁股埋了进去,企图种出一条新尾巴;笨狼去上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苹果”两个字,笨狼奋力反驳苹果应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体育课上,老师安排大家跑步,笨狼奔跑时竟然忘了拐弯,一直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森林里去了;笨狼嫌自己的小板凳太矮,就把板凳搬到了沙发、餐桌,甚至屋顶上去坐;笨狼给自己造装得下自己的房子,却没造门,把自己封在屋子里七天七夜;笨狼打篮球,不知打球规则,卖力地把球投进对手的篮筐;笨狼给太阳写信,请求它在冬日给大地多孵几个小太阳,还贴心送太阳一顶大棉帽做窝……这些令人捧腹的片段无不栩栩如生地映射了幼儿在成长阶段中的情态,包括所可能有的心理活动、所可能说的话以及所可能产生的行为方式,汤素兰是真正践行了“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的固有尺度来衡量对象”的艺术原则,不仅绘形态,而且具神韵,将孩童的稚拙天性显露无遗,反而在深层里体现了生活的本身形式,真实感扑面而来。
除行为方面,幼儿还持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思维和方式,即表现出一种无特定意识下的“求善、求知、求美”。笨狼进城后被捉到动物园,发现动物们都被关在笼子里,而在笨狼的思维中,动物就应生活在森林和草地上,因而它就想解救动物们,把它们带回森林;为了帮助大家凉快地度过夏天,笨狼给在陆地上的每个动物都买了一件胸前印有湖水和“cool”的汗衫,甚至还想将阳光舀进冰箱内冻起来;为了不让小鸟的家遭受风吹雨打,笨狼爬到小树上,为小鸟的窝撑了一夜的伞,为了不让新出生的鸟宝宝受冻,准备给它们每人织一件毛衣。类似热心好意的事情还有照顾小鸭子、认真当售票员、孵太阳等等,皆体现幼儿本性的善良无邪。
而“儿童初临人世,精神世界还没有或者很少有先入之见,周围的一切甚至他本身都是那样的陌生、新奇、不可思议”[12]。同样,笨狼的好奇和求知欲就转化为许多新奇的发明和手工作品。笨狼给小猪的短尾巴换一条马尾巴,把小松鼠蓬松的大尾巴用皮筋扎起来,帮聪明兔做一双合脚的鞋子;笨狼在森林里捡到一粒种子,秋天结出苹果,动物们都很高兴,而笨狼高兴的却是它终于知道它捡到的是一粒苹果种子;胖棕熊家买了一台大彩电,笨狼竟依葫芦画瓢造了一个木质电视机外形,邀请动物们进框表演,形成了一个现场直播式的木头电视机,而笨狼为了能让胖棕熊彩电里的明星也到木头电视机里去表演,就用螺丝刀把大彩电拆了探了个究竟。
同样地,“‘审美’是幼儿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审美’这一纯粹精神世界的活动总是外化为幼儿的独特的‘艺术’。因而成人经常会看到幼儿扮演着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的角色”[13]。如笨狼看到春姑娘将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也心动了,找来纸和笔画开了,画了小蚱蜢和一大片草地,可绿色覆盖了小蚱蜢的颜色,不满意的笨狼就把活的小蚱蜢用狗尾巴草拴着放在了图画纸上。虽然笨拙、简单,但也是幼儿艺术审美的一种追求与表达。
在《笨狼的故事》中,不管是语言表达,还是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充斥的皆是儿童浓浓的天性和趣味,映射的是儿童真实的内心世界和行为常态,张扬的是儿童本真的智慧巧思和游戏精神。对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一个和隐含读者年龄距离很大但努力弯下腰和读者对话的作者身影,用心秉持“儿童本位”的理念,使作品最全面地表现儿童的本性生活和情态,最大程度地贴近儿童的接受心理。而颠覆狼形象类型化的写作姿态一方面可确定作者始终坚持童话的本质是美的,彻头彻尾的丑恶、黑暗在童话中是没有位置的,即使动物间存有矛盾和冲突,也是通过巧思和爱来化解,着力构筑的是和谐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可透出作者不凡的创作理念——努力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功利性地对待动物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动物们和平相处的“世界大同”的景观。以上这些显著的变化和完善皆可投射出汤素兰的童话创作已在前面探索阶段的基础上逐渐踏上了自我发展的阶梯。
除“儿童性”的凸显,作者还从单一的线性结构中解放出来,用淡淡的线索串起33个故事,形成以笨狼成长、生活和学习为主线而以此贯连细节、事件的冰糖葫芦式结构。“这样,每一小环节人物不多,事件相对单纯,符合一般童话的结构特点;但每一环节的人物、事件都可不同,这样全书就可以容纳较多的人物、事件,扩大作品的容量,做到简洁单纯和复杂多样的矛盾统一”[14]。与此同时,作者也愈注重纯艺术的提升,虽是幼儿作品,但绝无一般的简单和粗陋,而具有独创性和较高艺术智慧的单纯美学,指向儿童无限宽广的未来人生。正如孙建江所评论的:“这部作品所追求的幽默更接近纯粹意义上的幽默。幽默成为了一种智慧、一种品格、一种力量。因此,作品展示幽默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作品的某种艺术深度。也许正因为如此,作品中的善良、友爱、勇敢等反而更容易(也更自然)为读者所接受。”[15]
四、成熟期:追求个性化,融入现代性
在此之后,汤素兰的创作愈发摇曳多姿,逐渐进入到成熟期,通过诗化处理、哲理赋予等方式来塑造具有个性化色彩的动物形象。而且,作者也体现出最可贵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儿童观,即不仅表现儿童的本性生活和情态,更是直面儿童成长中的困惑、矛盾、挣扎,从心灵层面引导并参与儿童完美精神人格的构建,用美丽的作品与儿童之间建立起亲切紧密的和谐关系。正如汤素兰自己所说:“因为我们总希望给孩子传达一种美好的情感,让他们满怀希望奔向未来。”[16]这一时期的相关作品主要编录在2000年后出版的短篇童话集中,如《红鞋子》、《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奇迹花园》、《月亮花》等。
(一)诗化处理
成功的动物童话往往是保有动物优势物性基础之上的再创造,追求艺术的美感,汤素兰在写作中就保留了动物活泼可爱等特征,再经精心提炼和创造某个独特细节、场景、环境、事件等对其形象产生诗化影响,营造抒情氛围,从而契合儿童世界美好、纯净、天然的特质,潜移默化中提升儿童向善向美的感知力和创造力。
突出故事的空间性是抒情文学区别于叙事文学的主要特点,汤素兰即强化描写淡化叙事凸起空间性,使作品摇曳着抒情风姿。如《我想做一片绿叶》,故事本身简单,主要讲述小老鼠和小苗间的深厚情谊,尤在小苗遭难后,小老鼠努力变绿叶,为小苗的花朵遮风挡雨。但在叙述中,作者却注入许多小老鼠、小苗互动的语言、情态描写,极为温馨甜美,如小老鼠给小苗朗诵春之诗,两人月下谈奇迹、谈梦想等,凸显建立友谊的过程及见证友谊的伟大,从而使形象立体、饱满。除此,作者还创造几个极度诗化的环境烘托形象,特别是小老鼠生命临终的场景,低吟着诗情般的淡淡哀伤,淳厚的抒情氛围达到极致。
“我变成叶子了,我找到奇迹了……”小老鼠喃喃地说着,身子更紧地靠向花茎;花茎晃动了一下,花瓣凋落下来,一片,两片……不久后,那条顽皮的小青虫来到草地上,它看见曾经的小苗儿,已经只剩下一根干枯的茎了,一只绿色的小老鼠枕着枯黄的叶子,身上落满红色的花瓣,安静地趴在根茎旁。小老鼠绿绿的,看上去真像一片绿叶一样呢。[17]
在清新自然的环境下,在真挚情感的包围中,小老鼠成了诗意和美感的化身,显现了儿童世界的善良、浪漫以及人文关怀,成就了儿童作品天然质朴、抒情纯美的灿烂品质。此类作品还如《白脖儿和白尾儿》、《小猪的礼物》、《小兔子和他的朋友们》、《谁来帮忙》等。
另一篇童话《刺猬先生的远行》,作者是以回忆口吻将刺猬夫妻甜蜜生活点滴及刺猬太太去世后,刺猬先生如何思念她等细节娓娓道来,虽平凡、琐碎却无不温馨渐增,诗意渐浓。之后作者又将刺猬先生的死亡写成探险旅行,遇见一路美好,更奇妙的是返老还童的刺猬先生在另一世界与年轻貌美的太太再次邂逅。
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望了好久,在他们相互凝望的时候,他们身上的每一根针刺都开出花来,比原野上的花更美丽。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它们的刺碰撞着,像礼花那样噼啪作响,光芒四射。[18]
沉重、哀伤的死亡主题的淡化使刺猬先生的形象丢掉了愁苦和泪水,加上如诗如画般的叙述、描写和事件,更使刺猬先生的形象带出了幸福味道,柔美的抒情韵律飘扬全文,儿童世界的美好、诗意滚滚而来。
诗化形象还可采用某些修辞手段,如抒情诗中的反复。《故乡的颜色》就对小老鼠收集色彩这一行为进行相似重复,但每次重复中,收集对象不同,收集方法也不同,事件发展产生了新质。再如小老鼠成为颜色专家后,作者同样重复式叙述小老鼠作画,但实际上作画内容所代表的象征意味却是逐渐深化的,从“为小家”拓宽至“为大家”。这些相似不同质的反复一方面诗意地表现了小老鼠的善良品性和自我成长,另一方面大大创造了作品的空间感和抒情性。
宗璞说:“如果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幅画卷,童话就是反映人生的一首歌。”[19]浅层说明童话使用的非生活本身形式更适于形而上地反映人生,深层说明童话抒情性还得自于童话内在精神的诗意,而诗情与哲理是紧密相连的。因而汤素兰童话在诗化动物形象、形成抒情氛围的同时,也孕育了深刻的哲理性,诗情如何表现,哲理如何赋予,这将在下一部分重点论述。
(二)哲理赋予
上一部分,我们已提出童话更适于形而上地反映人生和生活,但比起其他文体,尤其面对低年龄段的接受对象,童话的哲理传递则要困难得多。因此,汤素兰愿以艺术化的动物形象赋予作品哲理,这种尝试和探索就显得格外弥足珍贵。
赋予哲理的动物形象重在表现它们的经历,这一方面满足儿童内心自由、快乐、宣泄、补偿等需求,如《小鸟和大熊》、《小鸟的家》等闪耀“迎难而上、积极乐观”的光芒;《黑猫几凡的鱼果》、《快乐的小马车》、《老獾的奇迹》、《狐姐的茶馆》等张扬“相信奇迹、创新突破”的精神。另一方面还从幻想和愿望层面予以深度观照和审美引导,给儿童读者一定启示,如《爬上山顶去》引导孩子做事贵在坚持;《小兔子的蝴蝶结》告诉孩子助人也会快乐自己;《彩虹》劝导孩子不可贪得无厌……其中,不得不提及《驴家族》这一优秀童话。文本里,作者准确把握了儿童面临家庭关系时内心所遭遇的艰难、迷茫和痛苦,将笔墨着重放在“我”变形前后的心理蜕变上,由埋怨家人,到离家变驴,到理解亲人,最后到只剩悔恨和思念。其中,驴形象是作为“我”消极寻觅的惩罚和文本剥开真相的线索。事实上“我们”一家人都是驴,对亲人的思念会使自己变回原来模样,因此爷爷奶奶为我成了驴,而父母为照看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只好忍痛离开,寻觅“爱”的明线细腻、准确且富有韵味地将暗线中彰显的善良人性一点点剥开、铺展。在这里,作者不仅从动物形象上挖出儿童气息,开发映射作用,还将伟大无私的爱赋予本性是自私且排他的动物身上,散发出独特的感染性。深层上,“我”无法转变的驴形象也给儿童启示和引领,寻觅爱没有错,但要采取正面妥当的方式,更重要是明白爱的本质是付出而不是索取,抱有爱心才能拆除内心的栅栏和高墙,这些都对儿童情感塑造、成长发展有促进、磨砺作用。这类具有哲理指引的作品还如《蜻蜓》、《天堂》等。
儿童作为社会个体,成长中会与周遭不断加强联系,投射到情感即凸显出渴望、寻觅、创建友情爱情等精神需求。如《红鞋子》,作者用原汁原味的儿童语言讲述一只独来独往、自我为是的小老鼠碰上被丢失而离开同伴的红鞋子后发生的趣事。叙述中作者突出小老鼠的心理变化,同步映照儿童内心情感需求的发展。遇到红鞋子前,小老鼠是缺乏友情意识的,它不了解孤独和等待是何感受,有同伴是何感受,甚至把红鞋子的心里空空解释成肚子空空。但两人的交集,使小老鼠无形中受到红鞋子影响,感到了自我价值、家的存在,开始体味友情——“它的心里竟有了一点儿空空的感觉,这感觉和饿了还真不是一回事儿”[20];开始渴望爱——“它想,要是这会儿,树皮小屋里有一只小老鼠在等待着它回家,该多好哇!”[21]。幽默语言,诗意画面,美好故事赋予了小老鼠形象以深刻哲理,咀嚼它的经历让儿童读者们体会了“爱”的弥足珍贵,明白了生命相互依存的含义,由此自然衍发对真挚亲情、友情、爱情的向往和呼唤。而这些精神渴求在《大象森林里的小小象》、《小房子》、《小灰兔找朋友》、《伤心的红狐狸》等短篇童话中都有相应体现。
儿童在成长中还会面临自我认同等问题,它的建立对于人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自我价值明确和创建的同时,亦是儿童精神化历练和成长的过程,以此才能全面健康地构建自我。汤素兰的《长颈鹿的长脖子》、《街头艺术家》、《瓢虫裁缝店》、《小树熊》等作品就叙写主人公在经历自卑、尝试、努力、蜕变等过程后,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获得了对精神世界、生活真谛的认知。而另一篇重要作品《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则从反面强调,明确、建立自我价值的重要性。马生活在城里,忙碌工作中它并不清楚自我存在的真正意义,当它碰见伤心的小朋友和触及城市的冷漠时,一贯的生活线就遭到了破坏,找寻不到价值,对生活充满不解。在乡下,马看到快乐奔跑的马儿,便拷问自己到底与这些马有何不同。通过追问、对比和思考,马才明白自己从未为自己的高兴而奔跑,也没有过想吃多少就有多少的草料,无形中已失掉了最本真的自己,失掉了作为一匹马应有的价值和能力,巨大冲击使马对自我蜕变陷入迷茫,最终“失踪”。在这里,马形象套上了现代人迷惘孤寂的灵魂和失落焦灼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童趣里蕴含着高度的思想和逼真的现实,深刻且形象地揭示出城市文明对人与物的异化。而“那些格调复杂、沉郁、迷离的现代情绪对原本单纯、优美、明快、稚气的牧歌氛围的渗透,以及那种种拓宽童话原有思维领域、寻求更能与现代人心境沟通的表达方式,都反映出一种定位于现代精神的艺术常态……在现实与精神之间、童趣与哲理之间,寻求着一种更加有力的审美支撑点”[22]
采取富有哲理气质的思考和讲述方式,让哲理走进童话是汤素兰童话创作的一次成功尝试,也逐渐成为其日后重要的写作风貌。这些童话中,动物形象虽为传统形象,但因情感浸润、理性支撑而迸发出灵魂的力量,带给读者长久的感动。这些活跃的生命与人类有着共同的情感、追求,相似的生存状况、生命状态,深切代表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温情,渗透着生活的力量和勇气,因而作品整体显出迅猛发展的现代文明背后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具备超越性气度和深挚艺术情怀。我们也不否认,“汤素兰童话的意蕴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着儿童读者对世界的理解力,但却并不妨碍儿童读者的阅读快感,而且,这些深刻的情感和哲理在不经意中提升着儿童读者的审美感知力”[23],让儿童读者对生活产生深切又不悲观的认识。与此同时,哲理型童话还“实现了儿童审美意识与作家审美意识的融合,打破了单一的读者接受疆域,成为儿童与成人共享的梦想家园”[24]
结语
本文从汤素兰作品中的动物形象来探究她创作所经历的摸索、改良、完善和丰富的过程。早期《小朵朵和大魔法师》的动物形象采用了幻想背景下的传统拟人,为非现实空间打造、情节设置、凸显主人公性格特征充当配角,大多流于平面化、类型化,由此看出初创期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对传统风貌以传统元素的搬用,整体借鉴了传统童话形态。到了《紧急救护》和《狩猎奇遇》时,作者开始融合小说创作模式,设置虚-实两重世界,涌现出亦真亦幻的效果,并在动物形象上注入成人化的思考和情感,经历着创作上的探索、改良和嬗变。而《笨狼的故事》则成为其迈向发展期的重要转折点,作者用符合儿童天性的语言、动作塑造笨狼,颠覆狼形象凶狠、残忍的类型化,借助动物形象接近原始、本真的特质准确地描摹幼儿阶段的生命状态、生命欲求以及彰显这种生命欲求的独特幽默和智慧,充分表现了儿童性。之后,汤素兰的创作开始以短篇童话为主,塑造的动物形象充满个性化,冲破了传统类型,以抒情氛围和深刻意蕴构建作品的现代性,体现作者的现代儿童观,重在指引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创作成熟期的到达使她在童话世界里逐渐找到适宜自我发展、实现自我突破的位置和方式。
透过汤素兰的文字,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丰富的动物形象和多彩的童话花园,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汤素兰童话仍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儿童本位的创作理念,以坚定的信念和飞扬的想象,创造童话永恒的诗性光芒,用人类共通的精神内涵去点亮、温暖儿童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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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⑥]汤素兰:《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厦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⑦]汤素兰:《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厦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⑧]陈恩黎:《羽化后的展翅——汤素兰儿童文学创作论》,《文学界(专辑版)》,2007年第6期,第35页。
[⑨]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⑩]朱宇:《幼儿本原生活状态的描摹——汤素兰<笨狼的故事>透析》,选自《建构与解构:一个文学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范式转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11]朱宇:《幼儿本原生活状态的描摹——汤素兰<笨狼的故事>透析》,选自《建构与解构:一个文学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范式转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12]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江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13]朱宇:《幼儿本原生活状态的描摹——汤素兰<笨狼的故事>透析》,选自《建构与解构:一个文学史现象——20世纪90年代两岸童话范式转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14]吴其南:《童话的诗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15]孙建江:《经典意识和经典努力》,选自《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序言,厦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6]汤素兰:《像孩子一样奔跑》,《人民政协报》2009年12月3日(2)。
[17]汤素兰:《红鞋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18]汤素兰:《奇迹花园》,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页。
[19]宗璞:《风庐童话》,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20]汤素兰:《红鞋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1]汤素兰:《红鞋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2]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山东济南:明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
[23]陈恩黎:《羽化后的展翅——汤素兰儿童文学创作论》,《文学界(专辑版)》,2007年第6期,第37页。
[24]方卫平、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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