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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民俗文化视野观照(2008级张哲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曹禧修教授)

[日期:2012-09-23] 来源:张哲 作者:张哲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2012)
 
    目:     鲁迅小说的民俗文化视野观照      
    院:       人文学院                      
    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张 哲     学号:    08010345    
指导教师:    曹禧修    职称:     教授       
合作导师:               职称:                
完成时间:       2012 年  4 月  20 日        
    绩:                                      
 
 


 
 
 
    
 
摘要…………………………………………………………………………………1
关键词………………………………………………………………………………1
英文摘要……………………………………………………………………………1
英文关键词…………………………………………………………………………1
前言…………………………………………………………………………………1
 服饰·饮食·岁时——民俗文化视野的复杂多样…………………………2
 家族·婚葬·迷信——民俗文化视野的批判启蒙…………………………8
 神话·传说·历史——民俗文化视野的纵深开拓…………………………13
参考文献 ………………………………………………………………………17
 
 
 
 


鲁迅小说的民俗文化视野观照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张哲(08010345)
指导老师:曹禧修(教授)
 要:鲁迅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俗文化特色,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鲁迅在小说中呈现了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诸多民俗事象,表现出复杂多样的乡土风韵和地域意蕴。另一方面,鲁迅将笔触深入到更为深远的民俗文化内涵上,对传统民俗落后腐朽的一面进行批判,对生命力萎缩的国民进行启蒙。此外,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且进行纵深开拓。鲁迅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民俗文化的叙事中,抵达意义的深度。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文化;观照
 
Folk Culture Perspective in Lu Xun's Novels
ZHANG Zhe(08010345)    DirectorCAO Xi-xiu
College of Humanities ,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Lu Xun's novels have a distinct folk culture characteristic, and has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one hand, Lu Xun in his novel presents th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of folklore and exhibits complex and diverse local charm and geographical meaning. On the other hand, Lu Xun draws deeply into mor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traditional folk rusty side to criticism, on the vitality of atrophy of the national of enlightenment. In addition, Lu Xun has his own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s depth for the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system in myth, legend and history. Lu Xun's novels are reaching the depth through the folk culture of the narrative.
Key WordsLu Xun ; novel ; Folk custom culture ; Perspective
 
 
前言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多年文化的国家,其民俗文化是极为丰富的。对于民俗文化来说,文学是其载体之一,民俗和文学二者是相伴相生的。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在生活中又处处可见民俗的不同体现,因此可以说民俗习惯是人们生活最真实的写照,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也就必然的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溶注进广泛的民俗事象。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社会生活,因此哪里就有相应的社会民俗。文学的特点是用形象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思想感情)。”[]
鲁迅作为一位成熟且主体性极为突出的作家,在小说的创作中有着一贯性的整体特征,对于民俗文化也有着不同认识、体验和思考。因此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民俗文化“并非简单地将其作为点缀或场面描写似的涉猎,而是深刻分析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及其在每个人心头刻下的痕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体会到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有一定正面意义的同时,我们更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民俗文化也是有负面和腐朽的一面,是落后、腐朽的士人文化和虚伪、残酷的礼教文化的一种混合体,而这种混合正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衰退的深刻病因。鲁迅在小说中对于民俗的态度立足于民族、国家的落后现实和国民精神愚昧的思考,表现出深刻而冷峻的批判意识和否定色彩。鲁迅在作品中对于民俗事象的叙述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复兴和对国民精神改造的动机,这正是我们这些在传统文化中浸染甚深的人的所必须和亟需面对的。
 
一、服饰·饮食·岁时——民俗文化视野的复杂多样
    民俗文化作为与民族的正统文化相对应的文化,普遍存在于民间,具有社会的集体属性。它是存在于人们生活中间的各种“俗”文化中,包括了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民俗文化主要是作为精神的统治术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对民众个体实施其‘心治’功用的”[],鲁迅正是了解这一点,认识到了“只有相应地深入民众的心,对民俗文化与国民精神的关系作深层的心理分析,才能扪摸到他们灵魂之所以沉默的原因,从而真正从关键和要害处改造他们的精神”[]。因此,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从各个方面反映并且反省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这个大方向,并且深入到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中进行研究、探索和思考。鲁迅凭借自己丰富的民俗生活经验和知识,在小说中信手拈来,生动呈现了那个时代民众生活的种种生存真相,揭示了人物的生存环境,体现了时代和地域所具有的浓郁的文化意蕴。
纵观鲁迅创作的小说中,很多内容都取材于其在故乡的见闻或者是经历。鲁迅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了解,从百姓生活中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民俗文化来加以表现,无论是物质民俗或者是精神民俗都表现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全部内容。从风俗到制度,从日常生活细节到行为准则无不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和地域中国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
作为衣食住行之首的服饰民俗是指人们穿衣带帽、佩戴各种装饰以及如何打扮自己的风俗习惯,是社会生活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服饰除了是为了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御风避寒和遮羞的需要之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因此成为了重要的民俗事象。就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地域和阶层的社会成员来说,服饰就是其社会所处地位和内心精神世界的综合体现。正如郭沫若所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从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可以窥测到他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的底蕴。”[]鲁迅在小说中对于不同人物的穿着服饰形象描写是丰富多彩的:有穿着长衫或短衫的主顾酒客,有穿着破夹袄的孔乙己,有穿蓝竹布长衫的赵七爷,有浑身黑色的康大叔,有别着银挑子穿黑色洋衣的假洋鬼子,有戴着旧毡帽穿破棉袄的闰土……这些各式各样的服饰记录着不同人物的命运遭遇。
祥林嫂在鲁迅的笔下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中国广泛流行的丧期服饰习俗中穿白戴孝是一个重要特点,不同地区又有所不同。按照绍兴的传统习俗,妇女在丈夫死了之后,就要在发髻上扎白头绳来致哀。在小说《祝福》中,我们初见祥林嫂的时候,她是“头上扎着白头绳”,而这头上装饰正是向众人明确的表示出这个民俗意象所代表的信息——她才死了丈夫。而当我们再一次看到祥林嫂出现在鲁镇的时候,“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第二次和第一次前后两次虽然是衣着和装饰都是无所变化,但是这并不只是简单的重复,“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这就是意味着她又一次失去了丈夫,这种由于封建习俗的压迫和摧残所产生的结果饱含着祥林嫂无尽的痛苦和悲伤。虽然再嫁,但是在经济上却没有得到一点改善,依然是那昔日的“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而有所变化的就只是失去了血色苍白的脸颊。
不同的服饰也揭示了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如鲁迅的《风波》,描写封建遗老赵七爷的阴暗心理,就是通过服饰来表现的。张勋复辟在乡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大家纷纷谣传皇帝重坐龙庭之后要惩治剪辫子的人,七斤一家陷入恐慌,其中便有对赵七爷服饰的描写:
 
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
 
因为七斤以前得罪过他,所以赵太爷此时无疑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在小说《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长衫同样是他的身份——“读书人”的象征,尽管他穷得只能“站着喝酒”,却死也不肯放下架子,其精神世界的迂腐以及固执的心理被形象地表现出来。
“毡帽”意象是鲁迅的笔下经常出现的,如他在《故乡》中描写闰土形象时,就抓住了“毡帽”这一意象。鲁迅写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突出了他的机灵活泼,而写中年闰土则是戴着“一顶破毡帽”,表现出了他穷困败落的境遇。在《阿Q正传》中,写阿Q向吴妈求婚失败后,为谢地保四百文酒钱而抵押出去的也是“一顶毡帽”。由此可见“毡帽”这一意象在小说中作为重要道具的作用,所以鲁迅曾说过“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山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鲁迅在小说中对江浙一带乡村的农民典型服饰“毡帽”意象的运用,使作品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也成为了农民身份的标识,象征着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世界。从小小的民俗服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藏着一个民族某种本质的东西,展示了一定社会生活的境界。
与衣相对应,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社会生活民俗的一种,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而且也因为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精神的需求,因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鲁迅在小说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了饮食民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酒俗和茶俗作为饮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酒馆和茶楼就成为了饮食民俗的重要承载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百姓生活所离不开的种种民俗。酒在小说中成为鲁迅塑造人物的重要道具,如鲁迅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在酒楼上》等就体现酒和酒楼的重要作用。《孔乙己》写出了受封建腐朽文化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和悲惨命运,在小说一开头就先对咸亨酒店的格局及喝酒、吃茴香豆的情景进行了详细叙述: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的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跺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⑩]
 
    小说中交代孔乙己的特殊身份是从酒入手,“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咸亨酒店是他的迂腐性格和悲惨命运的展示地。在这里,他被短衣帮所讥诮和嘲讽。在酒店人们的谈论中,我们看到人际的冷漠,以及底层民众所受封建文化腐蚀的悲惨遭遇。酒和酒店成为展现孔乙己形象和命运的绝佳道具和场所。
    在小说《阿Q正传》里,阿Q无论是在中兴或者是潦倒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在酒店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穷困潦倒时的阿Q是连酒钱都佘不出来的,然而当阿Q发财之后,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境遇:
 
天色将黑,他睡眼蒙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进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链,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古人云,“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所以堂倌,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11]
 
而《在酒楼上》的整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叫一石居的小酒店里。“我”和吕纬甫正是在酒楼上再次相遇,并且在绍酒和油豆腐、辣酱、冻肉、青鱼干等小吃的催发下讲述着从早年有着精明的理想和高昂的热情,但是逐渐在现实碰壁中消沉化、平庸化、圆滑化的经历。正是由于巧妙地利用酒楼这个场景,展示了吕纬甫作为一个情绪消沉,意志颓废并且做事敷衍的软弱知识分子形象。
与酒一样,绍兴的茶馆在鲁迅小说中也是一道历史风景。刘学忠先生在《中国古代的茶馆》一文中所指出:“明清时期的茶馆逐渐形成以品茶为消遣的独特的文化氛围,茶馆饮茶本身——并不借助于其它娱乐活动,就具有一种魅力,其时中国人的上茶馆,就不再仅是饮食的需要,而主要是精神生活的需要。”[12]在鲁迅的小说中,各色人在这些遍布绍兴街头巷尾的茶馆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种合理又典型的生活空间中,精神麻木的市民在此消磨时光、评论社会并且找机会嘲笑不幸的人。例如在小说《药》中写到满座的人都恭恭敬敬听康大叔历历如绘地呈现人血馒头如何包治痨病、夏三爷如何告发夏瑜、红眼睛阿义如何拳打夏瑜等等生活中各方面的消息。
小说中这种因茶馆而创设出的现实情境通过调动鲁迅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特定感受来进一步强化民俗事象的意义,茶馆本身活络且自由的氛围产生了浓郁的绍兴“吃讲茶”的意味。按照绍兴茶馆的规矩,康大叔就是坐在只有声望出众或辈分高显、一言九鼎的人物才能占有的“马头桌”上霸气勃发的。在小说《药》中的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横肉的人等顾客,这些人听着坐“马头桌”的“裁判长”康大叔讲述故事时,他们情感上的忽然高兴、忽然板滞、忽然气愤、忽然恍然大悟被不停的调度着。诸位茶客各种繁杂的家长里短、情感纠葛、现实矛盾也乐于汇集在茶馆里交给坐“马头桌”的人来裁决。
除了酒、茶文化的精神生活需要,饮食民俗也能够凸显环境氛围。小说《风波》的开篇就描绘了一幅极具民俗色彩的风俗画:
 
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和矮凳……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柏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米饭,热蓬蓬冒烟。[13]
 
这些文字简洁地写出乡间在夏天吃晚饭时的情形及习俗,为小说设置了一个平和而温馨的乡村背景,也暗示了其封闭的特点,从而为辫子风波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合并且合理的空间背景。
此外,绍兴具有标志性的“三乌文化”之一的大众菜霉干菜,以及绍兴黄酒、绍兴罗汉豆、茴香豆等都是作为浙东饮食民俗的具体存在。《孔乙己》写到咸亨酒店用罗汉豆浸于盐水再用温火煮熟的盐青豆,孔乙己喜欢叫做“茴香豆”,并与孩子们在这个名称的写法上较真而显得趣味盎然,但周围看客对其则有着揶揄、鄙视之情,鲁迅借助于茴香豆这一绍兴饮食特产所创设的情景而富有艺术特色。《祝福》中写到“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的景象,《风波》里也有六斤捏着一把豆,九斤老太拿着破芭蕉扇敲凳脚要吃炒豆子的大怒并且常感慨她年轻时豆子没有现在这般硬的情景,这些都透露出绍兴乡里人对罗汉豆的所喜、所怒和所感,那种日常生活情景中特有的民俗被生动地表现出来。
鲁迅的许多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地道的20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除了鲁镇与未庄等地点的那些古老而少变的生活中的物质民俗之外,社戏、赛神、祭祀等精神民俗,也无不反映了旧中国浙东一带浓厚的民众生活习惯。中国人对于岁时、神祗的肯定和崇拜常常通过各种方式的活动表现出来。例如在小说《社戏》中,就表现出了民俗的喜庆氛围。“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就有看社戏的习惯。周作人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中回忆说:“根据《社戏》里所讲的,只是绍兴戏而已,绍兴戏的特色是说白全用本地口音,也不呀呀的把一个字的韵母拼命的拉长了老唱,所以一般妇老都能了解,其公开演唱,戏台搭在旷野或河边,自由观看”。[14]适逢大年庙会,社戏就成为绍兴最重要的“演出”,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面的湖面上挤满了出畈船、乌蓬船等各种小船。鲁迅笔下的《社戏》成功的描绘了这样一幅绍兴的民俗风情图。在小说中,鲁迅以抒情的笔触回忆孩提时期月夜摇船去看社戏的故事,小说中书写了朦胧的月色、白篷的航船、宛转的横笛、清香的豆麦,还有临河空地上的戏台、黑长胡子的铁头老生、咿咿呀呀唱的小旦、红衫的小丑、坐唱的老旦,在这幅饱含浓郁乡气的风俗画中透露出了作者浓浓的乡情。
    同样的民俗活动还有岁时节日时的迎接福神,祭祀祖宗。在鲁迅小说《祝福》的开篇,伴随着送灶的爆竹声和幽微的火药香,故事就被置于新年之际欢乐热闹的祝福背景之中,这都展示了村镇民众对于新年所期盼的新气象。鲁迅在小说中十分生动地描述了祝福的仪礼: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地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15]
 
鲁迅将忙碌欢愉的祝福的仪礼写得生动形象。鲁镇的年终大典——祝福,是作为迎接福神、祭祀祖宗,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重要仪式。祝福本是一件让人感到欢乐的活动,但是鲁迅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中却突出了祥林嫂受尽精神折磨的悲凉,揭示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又古老封闭的乡土社会。同时为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叙写设置了一个以乐写哀的独特艺术背景,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鲁迅从幼年到少年时期的文化教育和精神生活中接触到了不同种类的绍兴风俗习惯,由此鲁迅凭借着丰富的民俗经验和知识在小说中呈现了诸多的民俗事象,在复杂多样的风俗中把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所具有的民俗文化积淀联系起来,使鲁迅小说中的民俗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观点倾向,营造了典型人物活动的典型氛围。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风俗画,显示出浓厚的乡土风韵和地域意蕴。
 
二、家族·婚葬·迷信——民俗文化视野的批判启蒙
    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很深刻的认知,因此他在小说中一面描写着不同民俗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将笔触深入到更为深远的民俗文化内涵上,其中有对于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又有着对于笔下的“老中国儿女”的真实写照,例如对寡妇禁忌、抢亲等婚葬习俗,以及对于传统民俗中迷信的深刻反思。在这些民俗事象的深刻阐述和揭示的背后透露出了鲁迅对于积淀甚深的民俗文化传统的认知,对传统文化中落后部分的深刻批判以及对于蒙昧国民性的启蒙。
    “家族,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6]自人类形成以来,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最古老而又最普遍的互动关系就是家庭。“男女赖此而结合,后代赖此而延续,亲属赖此而确立,分工赖此而产生,社会组织亦赖此而奠定了基础。”[17]
    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形成不同的家庭模式,同时会生发出不同的家庭民俗。家庭优势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家庭成员的不断繁衍和成长,家庭结构就会出现扩大的趋势。一般将许多家庭由于血缘和姻缘关系组合而成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称为家族。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家族主要指父系家族。然而这个家族制度在现实甚至在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中则是一个“吃人”文化的载体。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是通过批判民俗生活中“中国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在何处而表现出国民巨大痛苦和灾难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创了对中国文明实质的一种探究方式,家族中的“吃人”现象让我们在许多熟悉的东西中发现令人震惊的内容: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不能想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18]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对立面除了赵贵翁、古久先生等人外,还有他的大哥。大哥作为封建家族中的大家长,他给人灌输的是“易子而食”和“食肉寝皮”的残忍习俗。因此狂人的“大哥”在这种旧习俗的影响下,疯狂且残忍地迫害弟弟和妹妹。而最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也是反抗者的狂人,在无意中也随俗,分食了妹子的几片肉,这是何等的怵目惊心。当狂人发现了大哥原来竟然是一个“唇边抹着人油,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的“吃人的家伙”时,他就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触及到家族制度这个封建社会的基础结构上。
    吃人的本意是指将人当作食物而享用,是一种原始风气,但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引申其为反映“吃人”的中国传统礼教和家族制度中所“维护”的社会制度,例如伦理纲常、长幼尊卑等道德观念思想,形象而逼真地再现了中国没落封建社会生活的本质。这种体现民俗现象的家族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承载支柱,是封建专制和国民蒙昧的根源所在。
    鲁迅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人肉的筵席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19]这种对“人”强烈呼唤的主体观念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害,尤其是指向中国封建礼教及其家族制度的要害,这正是中国家族制度吃人史第一次亮相的价值意义所在。
与家族民俗有所关联,各种礼俗受到关注的婚姻嫁娶虽然是与人自身生产相关联的一件大事,但是却被摆在家庭、家族的附属品的位置上。婚姻关系成为家庭与家庭,或者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事情,是用来处理上下左右关系和调整周围各种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其中甚至可以忽视掉嫁娶双方中个人的思想意愿。这种由封建传统文化因素所产生的高压力给人们带来了可怕并且残忍的悲剧。在小说《祝福》中,祥林嫂嫁给了比她小十岁的丈夫,这种畸形的婚姻也就注定了她之后不幸的命运。婆婆为了给小叔子娶老婆,便把祥林嫂卖给了深山野�里的贺老六,她被“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关上房门就完事了”。祥林嫂也“出格”地反抗过:
 
        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20]
 
    祥林嫂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封建时期的女子,最终无法抵抗婚俗的制约,是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的。按照民间的说法,作为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丈夫一旦死了,女子是作为夫家的财产,被夫家随意的处置。祥林嫂在丈夫死后,又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傍身,这就代表有着封建族权的婆婆有权利将她卖了,这也是封建陋俗对于民众长期制约的结果。在祥林嫂被迫嫁的婚俗描写中,揭露出了旧中国对于女性人性的摧残和扼杀。这一描写的目的也正是想要人们看到封建礼教的无理性和残暴性,揭露了在旧中国女子的命运是无法自己做主的,只能听从命运安排的悲剧。因此与其说是婆婆剥夺了祥林嫂婚姻和生存的权利,还不如说是残酷无情的封建礼教及传统思想葬送了她的一生。
    与婚俗相对应,丧葬也是人生的一项重要仪礼,是一个人最终脱离社会,终结人生旅途的一项“脱离仪式”。丧葬礼俗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特有的文化,其程序繁琐严格,形式多样,墓地选择、丧服制式等都各有规定。在纷繁芜杂的丧葬礼俗背后,隐含的是古人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因此丧葬作为民俗的一件大事,鲁迅在小说中以比较重的笔力来进行了描写。
    “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作为贯穿情节主线的《孤独者》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在小说中,描写了两个入殓的仪礼,文章开始写魏连殳祖母染病过世,魏连殳回乡参加祖母的大殓。“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亲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他们在想的问题是怎样对付这‘承重孙’”。[21]聚议之后,商定了三个条件:穿白、跪拜以及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没想到魏连殳竟然轻易答应全部照旧。进行大殓首先是给死者穿衣服,“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其次是拜,再次是哭,然后入棺。接着又是拜和哭,直到钉好棺盖。最后大家忽而扰动了,带着惊异和不满,原来魏连殳自始至终没有落泪。在大殓完毕后,大家就要走散的时候。“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22]
魏连殳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被称为“怪人”,被视为“异类”,这就是因为“魏连殳与那个世俗的、传统的、善于周旋应酬的虚伪的礼法社会不相容”[23]。他的思想与封建旧习俗是截然对立的,村民们没有文化,但是对封建礼俗却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联合起来逼迫魏连殳在大殓中依从旧俗。他答应了,但是“这种答应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妥协,他的那种受人摆布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姑妄听之的玩世不恭”。[24]他的内心在这煎熬之中是痛苦无比的,因此他最后发出了狼嚎一般的,夹杂着悲愤的哭声。魏连殳傲俗玩世、孤独痛苦的性情与村民们落后愚昧的形象,都在这一场丧葬习俗的描写中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在最后写到了魏连殳本人的葬礼,当他从精神到肉体被环境无情地吞噬后,别有用心的亲戚们又借守灵、发丧的名义,企图承继他的财物。中国人对“死”一向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对于死者的顶礼厚葬,表现出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厚死轻生的观念误区,而鲁迅则在这种看似充满人情味的“终极关怀”的背后,看到了其庸俗的本质。被“关怀”者不过是一个玩偶,当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的时候,由于与旧的道德传统意识不相容,而成为旧势力和无聊之众的众矢之的,直欲把他吞噬而后快,而当他真的被彻底吞噬后,又把他当成了争继财产、装点门面、假装善意的工具,其虚伪性和腐朽性可见一斑。
    在传统民俗中,国民不仅对家族民俗、婚葬习俗等有着盲目遵从的态度,同时又对身边的一切抱着迷信的观念。小说《长明灯》中吉光屯人们处世的习俗就是“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不宜出行’;倘没有写,出走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25]一切听凭天命,听凭黄历,没有自主权,也没有了独立性,这就是在愚民政策下缺乏自身生命力的国民的特征。在《祝福》中鲁迅描写的鲁镇奉行“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禁忌,“女人的臂膀都在水里浸得通红,用心细细的洗,拜的却只限于男人”,而祥林嫂这个不洁危险之物却是连洗的资格都没有。因此“捐门槛”成为祥林嫂寡而再嫁、嫁而又寡之后,万般无奈情况下,用“历来积存的钱”,为维持自身最起码的生存所做的最后挣扎。她企盼门槛能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但是“捐门槛”并没有拯救她,最终她还是带着对死后下地狱还要被锯成两半的恐惧,去追寻地狱中的“亲人团聚”。在小说《明天》中,“求神签、许愿心”是单四嫂子在儿子病重时首先想到和做到的,但却依然无法见效,而最后花费所有家当去求何小仙却只是小宝病死之前单四嫂子的“垂死挣扎”。《药》中的华老栓倾其所有买回来的,像“十世单传的婴儿”的救命“药”不过是一个人血镘头。
在小说中,对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俗描写,是鲁迅小说作品的点睛之笔,也是鲁迅先生通过作品来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鲁迅曾经在《习惯与改革》中说过:“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看不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自己和怠慢听众的”[26]。鲁迅认为要改造国民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面貌,首先应当剔除民俗中的落后和消极因素。为此,鲁迅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7]。他借助迷信陋习,描写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麻木的灵魂。
鲁迅在小说中通过对民俗虚伪性和腐朽性的描写,把人物置于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展示出积淀在人物身上的民俗观念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承基因,再现了封建传统思想对国民心灵的摧残和腐蚀,揭示了当时中国国民精神状态落后于先进国度的真正原因,做到了对于国民封建思想的冷峻批判和国民性弱点的深刻启蒙。
 
三、神话·传说·历史——民俗文化视野的纵深开拓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系统中,神话一直都是鲁迅所关注的重点。鲁迅曾搜集了大量古代小说史的资料,其中通过对于中国神话资料的阅读和整理,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话观。鲁迅将神话看作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源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对神话作出明确的定义: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28]
    纵观《故事新编》,小说集中每篇故事在鲁迅看来都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的”作品的写作,也“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29],但是鲁迅在对神话、传说和史实认识和理解之后进行了继承和纵深开拓。文中充满了对于不同时期文明的讲究、仪礼、禁忌、崇拜的描写,比如《采薇》的写作,在具体的描写中,常见对于打拳、孝悌之礼、陪葬、砍头挂旗的宣示、裹脚、养老堂、盗贼的礼数、方言的运用、祭酒等民俗事象的表现。又如《铸剑》一文取材于《列异传》,小说在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戏谑模仿中,夹杂各种传说行规等民俗事象,这也使得小说在荒诞的复仇主题表达之外,体现出了鲁迅惯有的机智和幽默。
《故事新编》中的小说作品使我们在鲁迅的笔下发现了一个瑰丽奇幻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神、鬼,远古、过去和现实相互交织的世界”[30],沉淀了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情愫和思考。鲁迅在小说中表现出了熟知民俗的他不仅是优秀的民俗和民间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更是传统文化的反思者和颠覆者。鲁迅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发展神话传统的同时,将神人、英雄和圣贤们人性化、凡俗化了。正是鲁迅在小说《故事新编》中对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各种民俗事象进行纵深开拓的同时,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故事新编》是对于神话、传说和历史的演绎,鲁迅取其于民间,又交织了现实的因素,组成了一个古今杂糅的人神鬼的闹剧。“神话中的英雄或传说中的圣贤们在小说中失去了高明自在的优越感”,他们被拉下神坛,用形而下的生活被置于粗鄙之中。“精神浮于半空中,脚却无可奈何地落在粗粝的土地上是其略略有些尴尬的处境写照。”[31]
于是女娲胯下出现了人间的“伟丈夫”,而在女娲死后这些不肖子孙所做的却是借死尸安营扎寨:
 
躲躲闪闪的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却并不见有什么动静。他们就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他们检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们却突然变了口风,说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同时也就改换了大旗上的科斗字,写道“女娲氏之肠”。[32]
 
这样的情节正是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以女娲为代表的一切开创者的历史命运:他们为后代牺牲,死后连死尸也要被利用。鲁迅在小说中着意将先驱者的创造置于这样荒诞的情势之中,有着无尽的悲凉。
“嫦娥奔月”是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但是鲁迅在小说中将自私的嫦娥作为了次要的人物,而致力于描写后羿。然而鲁迅笔下的后羿,失去了原本神话中伟岸的英雄形象,所谓的“英雄”后羿在扫荡世界一切奇禽怪兽之后,连自己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保持。鲁迅在全篇都带有着一种嘲讽的意味,嘲讽着他的尴尬和无奈,妻子嫦娥因讨厌吃乌鸦炸酱面而时时赏其以白眼,老婆子因母鸡被射杀而骂他是“骗子”,学生逢蒙从他那里学会了箭术却恩将仇报,最后竟是妻子偷服了他早已寻来却不愿独享的仙药。小说中描写的英雄后羿,曾经射光封豕长蛇,曾经射下九个太阳,但是现在却只是一位落魄的英雄,是已经毫无用武之地的落魄英雄,他曾经的弓箭只能用来射杀一些乌鸦麻雀来作为吃食,这是英雄的末路。在末路之中,“娇妻的离弃、家庭的崩溃对羿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33],使其陷于被遗忘、背叛的孤独之中。
《理水》的中心人物是禹。鲁迅在小说中描写了大禹这个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代表,以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远古神话把治水英雄人物大禹加以神化,这是不难理解的。而鲁迅在《理水》中所塑造的禹完全被扫除了神话色彩,而是作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出现。
鲁迅笔下的禹,他率领着“一群乞丐似的大汉”,“一径跨到席上”,“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股的老茧”。简单的几笔描写给我们刻画出一个生动形象的普通劳动人民形象。作者从斗争中突出禹的伟大性格:一方面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一方面与因循守旧的反动官僚作斗争。他因公而忘私,“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但是禹在回到冀州的帝都的时候,写了老百姓“万头攒动”欢迎他,也正是“在‘万人传送’之中,大禹治水的真实奋斗,被故事化了,成为供人鉴赏的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而在‘万头攒动’之间,夏禹本人也被‘俳优’化,以高明的(或拙劣的)‘表演’供众人观赏。”[34]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无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与儒家孔子齐名的思想家。这样一位在中国思想意识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先哲,在《出关》中却像“一段呆木头”,愚蠢又迂腐,而他的著作《道德经》也被关尹喜嘲笑为过时无用的东西,并且对于他的名言“无为而无不为”大加戏弄,认为老子的出关,也许会因为没有盐、没有食物而重新回来。这一切使老子作为一位思想家而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顷刻间土崩瓦解,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可怜滑稽的小老头形象而已。
    与老子相同,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的圣贤。但是在小说《起死》中,他却“道冠布袍”,以一个道士的形象出现,而且口念咒语。他请司命大神恢复骷髅的身体只为好奇。在汉子复活向他索要衣物时,却以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为由拒绝了汉子,并吹警笛引来了巡警帮他摆脱了汉子。汉子的无知和执着将庄子及其理论打得一败涂地,汉子越是无知,庄子就越是无能为力,无招架之术。《起死》中,庄子自始至终处在一个戏剧化的尴尬氛围中,处于一个可笑的境地,我们从中无法看到无为而逍遥的庄子。
《故事新编》中八个故事几乎涵盖了中国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全部精髓,“打破了生活原始状态的自然逻辑,创造出一个古与今,人、神、鬼在变形中交融的世界”[35]。这些人物事件,无论原初在历史文本中记载如何,各朝代文本之间是否有冲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都是以正面形象存在于民族的记忆之中,并且不断得到强化。而他们的思想,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也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鲁迅通过《故事新编》别出心裁地把在思维、学识、品行等各方面毫不具备对话资格,且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差异的神人、英雄和圣贤们和世俗庸众联结在一块儿,使其形成鲜明的对立,“让他们与普通人、普通人与他们的对话成为可能,打破了传统的权威思想,让读者、让文本中的角色与他们的平等对话成为可能”[36]。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滑稽而具有喜剧色彩的对立形式,把圣贤人物置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从而黯淡了这些人物身上的光彩,让他们回到了“人”的行列。
所以《故事新编》颠覆了历史,纵深开拓了文本,更深层的通过对历史和文本的颠覆,解构中国的传统文化,解构人心中的历史。鲁迅的《故事新编》揭示了中国历史的虚假性,且使圣贤“世俗化,人格化,凡人化”。鲁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人、英雄、圣贤们的壮举还原到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揭示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中的真实矛盾。这正是鲁迅一直所思考的先驱者、改革者的命运问题,反映了鲁迅探索救国救民的曲折心路。
总而言之,鲁迅小说具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而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厚重深远的影响,与其内容中富含的传统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鲁迅凭借着丰富的民俗经验和知识,才使得小说中所表现的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很深的契合度,小说中所生动呈现的民众生活的种种真相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和地域所特有的民俗文化意蕴。
与此同时,鲁迅一边在描写着不同民俗文化特色的同时,又将笔触深入到更加深远的民俗文化内涵之上,“有意识地通过民俗文化的中介,来深刻地挖掘由文化冲突而日益显露的我们民族在精神与性格方面所形成的症结”[37]。鲁迅在小说中寻找民族文化多方面的深层原型和历史源头,并且穷形尽相地对我们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了其中所深含的卑怯的奴性和自欺、欺人的国民性,从更深的层次对传统制度、民间习俗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在小说中,民族文化的遗传因素被转换为了直观可感的形式,鲁迅就是以此来作为“疗救”国民的突破口,通过对社会群体的生活习俗阐述和思考,深刻剖析了国民带血的混沌灵魂。这种将视角定位在民间的创作,从深层度上咀嚼了国民在普通生活中的行为规则和精神记忆。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民俗事象的深刻阐述和纵深开拓,更显示出鲁迅对于民众启蒙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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