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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京派与左翼的融合――以《文学季刊》和《水星》为例(2008级徐旭敏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马俊江副教授)

[日期:2012-09-23] 来源:徐旭敏 作者:徐旭敏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 2012)
 
    目:    论京派与左翼的融合——以《文学季刊》
              和《水星》为例                                                      
    院:            初阳学院                    
    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徐旭敏     学号:   08980121         
指导教师:   马俊江     职称:    副教授          
合作导师:             职称:                  
完成时间:       2012  年 4  月 20 日        
    绩:                                        
 
 



论京派与左翼的融合
        ——以《文学季刊》和《水星》为例   
初阳学院 汉语言文学 徐旭敏(08980121)
指导老师:马俊江(副教授)
摘要: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京派与左翼对立。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在通常意义上讨论京派与左翼的对立,其背后联系着两个城市:京派的北京和左翼的上海。而当我们把关注点集中在一个城市——北京,却发现,同在一个城市的京派与左翼有着某种程度的融合。本文即以《文学季刊》和《水星》两份杂志为中心,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以期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关键词:京派;左翼;《文学季刊》;《水星》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Jingpai and Left-wing
  --Take Literature Quarterly and Mercury As Example
XU Xu-min Director:Ma Jun-jiang
Chuyang Honors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30s, jingpai is opposed to left-wing in the narration of literature. But we must notice that we usually discus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jingpai and left-wing on the basis of two cities: jingpai’s Beijing and left-wing’s Shanghai. When we focus our attention on one city - Beijing, we’ll find that jingpai and left-wing actually has a degree of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wo magazines Literature quarterly and Mercury as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is problem, so as to present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Key words jingpai; left-wing; Literature quarterly; Mercury
 
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左翼文学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时代。然而彼时的故都北平,却聚集着一批被后世称为“京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使北平的这群文人有了流派自觉。[]而“海派”由于其所指的不明确性,始终没有作为一个流派名称被确立下来。后世文学史家倾向于指称“海派”为当时处于上海的一批新感觉派作家,但上海参与京海派论争的大多是左联成员,以致朱光潜后来说:“‘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②]也正是由于这场论争以及京派与左联在政治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现代文学史把两者描述成颇为对立的两派。然而历史自有其复杂性,流派之间也不可能始终这么泾渭分明。京派与左联在这一点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两者在另一点上的交融,1934年在北平创刊的《文学季刊》以及后来的《水星》就是很好的证明。北方左联成员孙席珍认为《文学季刊》是北方左联的一份刊物,[]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文学季刊》为京派的年轻作家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水星》更是已经被文学史定位为京派的主要阵地之一。同一刊物被做出这样两种不同描述,这本身就反映出京派与左联内在的纠结关系。
 
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政治中心相继南移,北平脱离从前的喧嚣,显露出古城古朴宁静的学院气息,吸引着大批文人纷纷北归。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后来被归为京派作家,包括周作人、沈从文、废名、俞平伯、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但北平衰弱的出版业却无法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伸展空间,直到1933年9月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情况才有所改善。
但《大公报·文艺副刊》也有其局限,即由于篇幅原因会限制对于中长篇小说、戏剧的刊载。正如萧乾所感慨:“那时的《文艺副刊》虽是整版,但太长的文章对报纸究属不宜。”“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⑤]
京派鼎盛时期的繁盛创作显然是一个副刊不能满足的,拓展文学领地在此时也就显得很有必要。所以,在沈从文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三个月之后,也即19341月创刊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季刊》,无疑是为京派下的一场及时雨。
《文学季刊》于193411创刊于北平,在创刊号上载明的编辑人为:郑振铎、靳以、林庚、李长之、吴晗、沉樱、朱自清、冰心。主编是郑振铎和靳以。巴金由于其作品《萌芽》刚被禁之故而未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实际上他也是主要编辑者之一。而郑振铎和靳以的这次联手合作,其实也是一个与上海左联有关的因缘巧合。
1933年在上海创刊的《文学》乃是左翼文学的主要阵地,所以其诞生后不久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和“围剿”,举步维艰。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担任文学教授的郑振铎注意到了北平。而1933年到达北平的靳以由于朋友的介绍,被北平立达书局邀请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靳以认为以他的经历和能力无法胜任,就向当时在北平的郑振铎寻求帮助。这正好为开辟左翼阵地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郑振铎一口答应参与主编。[]这就是后来的《文学季刊》。
一份刊物的主要编辑人往往影响着刊物的风貌,《文学季刊》也不会例外。其主编人的态度与立场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刊物走向。
郑振铎在当时身兼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学教授,按常理推断应该是一个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学者,然而他却是一个与上海左联关系密切的进步作家。无论是左联的筹备还是善后工作他都参与其中,担任《文学季刊》的主编,也是出于为上海进步作家在北平开辟新阵地的考虑。而大学教授的身份,无疑为团结北平的文人学者提供了便利。关于郑振铎没有加入左联的原因,据其子郑尔康所言,是“为了团结更多处于中间或偏右的作家,根据党的统战政策,需要一些像先父那样进步的有一定影响的但表面看来颜色又不是十分红的作家,不以‘左联’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样更便于把绝大多数作家团结到革命阵营周围来。”[]尽管这一叙述带上过多的政治色彩,却也反映出郑振铎在客观上起到的连接京派与左翼的作用。
事实上,对《文学季刊》有着更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位主编人靳以。尽管靳以担心自己力不能及而邀请了郑振铎,但实际工作仍旧是靳以一人负责的。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担任一个大型季刊的编辑确乎会感到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身为青年的靳以更易打进北平的青年作者圈子,也能对刚涉足文坛的文艺青年抱有更大的同感。这为《文学季刊》和《水星》成为京派与左翼两种北平文艺青年的共同园地提供了可能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不少以“沙龙”或类似形式聚集起的较为固定的文人交流圈,在文学流派和团体的形成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当时的京派就有两个著名“沙龙”,一个是因女主人林徽因而得名的“太太的客厅”,地点在总布胡同。另一个是“读诗会”,在慈慧殿三号,是梁宗岱、朱光潜的住处。文学季刊编辑部也是这样的一个聚会场所,那是靳以为筹办《文学季刊》而租下的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这是靳以和巴金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后来卞之琳为编辑《水星》也搬了进来。在两份刊物存在的时间内,它成为青年文友经常交流聚会的中心。除郑振铎、沈从文等前辈外,何其芳、李广田、李健吾、萧乾、曹葆华、曹禺等文艺青年经常来此送稿、会朋友,或只是从郊外进城顺道来“歇脚”,相互间探讨创作,谈论时事,使得这一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起着一个类乎文学团体的作用。许多人的友情也由此开始,比如李健吾和巴金就结成好友,李的名篇《包法利夫人》(书评)最早就发表在《文学季刊》创刊号。萧乾也是在这时与巴金开始长达一生的友情。而同为《水星》的编辑人,靳以和卞之琳也常常一起讨论投稿,发掘新人,交换文学上的不同意见。
靳以和巴金虽未加入左联,但在当时已经颇为左倾。巴金自不必说。靳以原是郑振铎在复旦大学讲课的学生,后来郑在编《小说月报》时又扶持过他。这时的靳以已认识到现实人生的重要性,一改早期忧郁而颇富诗意的笔调,在《文学季刊》上接连发表了如《凛寒中》《新程》这种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与京派作家的交游以及相互欣赏。卞之琳就曾感慨靳以的办刊魄力,并在晚年撰文缅怀他们在三座门十四号的生活。[]李健吾也对巴金的许多作品有过生动精辟的阐释。如他的长篇评论《爱情的三部曲》称巴金“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无疑怀有对作者的肯定和赞赏,也可看出他对“憎恶制度”的左翼并无反感。在平时交往中他们的关系更显密切,当初《季刊》编辑部尚未成立之前,巴金就寄住过沈从文家,并同靳以、萧乾一起接受过沈的教导。沈从文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宴请作者时,巴金也常是座上客,同席的有胡适、周作人、闻一多、俞平伯、朱自清、叶公超、梁思成、余上源、饶孟侃等,都是北平著名文人,其中自然也包含京派。而为筹划《文学季刊》创刊,郑振铎、靳以、巴金同样宴请过北平的文人学者。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在北平,左翼与京派的界限本就不甚分明,而身为《文学季刊》主要编辑者,郑振铎、靳以、巴金在保持自身左翼立场的同时,与以京派为代表的北平文人之间也有着理解与认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创办《季刊》采取的兼容并包、不偏不狭的态度。
 
《文学季刊》的创刊号曾登过一篇发刊词,里面发出这样的志愿:
 
     我们这一部分人,——列名于下面的本刊编辑人名录里的百十个人,虽然作风未必完全相同,观点未必绝对的无歧异,却也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便是:
     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⑩](原文加点)
 
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发刊词中确定的杂志的具体工作有:
 
一、            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二、            文艺创作的努力;
三、            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四、            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五、            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11]
 
而从《文学季刊》的创刊至终刊,可以看出编辑者始终在实践着这个最初的诺言。据本人统计,《文学季刊》共出八期,设过的栏目有“小说”、“论文”、“散文随笔”、“诗”、“书报副刊(书评)”、“剧本”、“补白”。[12]出现频率依次为:
 
表1 栏目频率表

栏目
小说
论文
散文随笔
书报副刊(书评)
剧本
补白
出现次数
8
8
7
4
7
3
2

 
其中共有小说118篇(多为短篇),论文49篇,散文62篇,诗歌55首,书报副刊34篇,剧本7篇,补白9篇,每一栏都有过译作,体现着对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之力。小说由于其作者群的庞大且最与现实生活相关而占有绝对优势,散文和诗歌也占有不少比重。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和书评,在《文学季刊》中也占不小的比例,颇具京派的学院派气息。而随后在1934年10月创办的副刊《水星》,同样也延续着《季刊》的传统。
当时由于《文学季刊》的销量很好,北平的经售书商就商请出资另办一个刊登创作的文学月刊。“《季刊》挂帅人郑振铎、巴金和主要负责人靳以,乐得有一个‘副刊’,因为有同一个菜源,只需一副炉灶、一副人手。”[13]于是《水星》就以《文学季刊》的副刊身份经北平文华书局刊行,主编为郑振铎、靳以、巴金、沈从文、李健吾和卞之琳六人。前三人是左倾而又与学院派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后三人是京派作家,这也体现了京派与左翼的交融。他们共同实践着先前的目标——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定下“求同存异,各放异彩”[14]的调子。
《文学季刊》与《水星》就在它们所存在的短暂时间里,[15]本着“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的精神,发表了一批优秀的作品。而大小两份刊物每期都能保质保量地出版,除了编委自己供稿不息,主要还是以编委为中心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的供稿队伍,且每期善于发现新鲜血液的缘故。而在新老交替,南北共存的作者名单里,京派与左翼的合流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季刊》的供稿人名单正体现了这种融合。以小说栏为例,左联和左翼作家[16]方面,有上海左联作家张天翼、王任叔、艾芜、丽尼、陈企霞,北方左联作家高滔、吴组缃、杨刚,以及左翼青年芦焚、黄源、叶紫、丘东平、萧军、蒋牧良等。而京派或趋近京派的作家方面,有张兆和、沉樱、凌叔华、李广田、萧乾、李健吾等。
从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就可推断内容风格的形形色色,也表明刊物求同存异,并无排他性的宗旨。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小说由于与现实人生紧密结合,成为左翼作家最常使用的文体,所以小说一栏成为大多数左翼作家露面的地方,主要包括集中在北方的进步作家和一些上海左翼作家,如巴金、靳以、张天翼、蒋牧良、高滔、吴组缃、艾芜、丽尼、杨刚、老舍、王任叔、黄源、叶紫、萧军等。其中为人称道的有巴金的《将军》、《龙眼花开的时候》,靳以的《凛寒中》、《新程》、《残阳》,张天翼的《保镖》、《儿女们》、《菩萨也管不了了》,蒋牧良的《懒捐》、《锑矿上》、《三七租》,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樊家铺》,艾芜的《变》,杨刚的《异伏》,老舍的《黑白李》,叶紫的《星》、萧军的《鳏夫》等。一时间左翼文学形成一个小小的繁荣,这主要依托于在北平的《文学季刊》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一部分在上海无法通过检查的作品就是改名换姓又发表在《季刊》上的。巴金的小说《电》就改名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分两期发表在《季刊》上,署名“欧阳镜蓉”,里面大部分主人公的名字都做了改变。为了以防万一,巴金还用“竟容”一名在《季刊》1卷2期的散文栏发表《倘使龙眼花再开放时》一文,文中故意告诉读者欧阳镜蓉是闽粤一带的人,《龙眼花开的时候》是用了一年半时间在九龙写成的。[17]还有叶紫,其小说《星》也是用笔名“陈芳”在《季刊》上发表,这些都可谓是躲避检察官删削的办法。这时杂志也就起到为上海进步作家打掩护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夸大《季刊》的这种作用,把它看做是一份左联刊物,事实上在《季刊》和《水星》上刊登的作品都必须具有相当的水平,刊登的左翼作品也都属于左翼作家中比较重视技巧的一部分人。至于京派作家,在小说栏出现的倒并不很多,尽管京派拥有的小说家不在少数。他们更常施展才华的地方是论文、散文、诗歌等其他栏目,以及后来创办的《水星》月刊。至于京派为何在《季刊》小说栏很少露面,我们只能做出适当推测。京派所主张的纯粹的文学观以及不露锋芒的主要风格,毕竟与左翼关注现实人生和冲突斗争的观念有很大差异,而靳以和巴金的身份,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与左翼作家有更多的共鸣,或许由此京派作家不愿过多涉足于《季刊》小说栏这一左翼作品频繁出现的地方。“求同”中毕竟还有“存异”,这也在情理之中。
正如上面提到,京派更多地出现在散文、诗歌以及论文等其他领域。散文栏中出现的身影有鲁迅、丰子恺、丽尼、巴金、茅盾、芦焚、季羡林、林庚、南星、万鹤迪、何其芳、骆方、丘东平、李广田、蹇先艾、徐霞村、毕奂午、陈敬容、许钦文、沈从文、英子、臧克家、李威深等,不少是《文学季刊》和《水星》的固定稿源。其中有何其芳《画梦录》、《货郎》、《静静的日午》,李广田《老渡船》、《上马石》,沈从文《废邮存底》等清丽的名篇,丰富了京派的散文领地。即使是左翼作家,更多的也是用他们温婉细腻的笔触抒写着个人情调,如左联作家丽尼,在《黄昏之献》里,以抒情的文字,表达了悼念亡友的深挚之情,充满了悲凄的情绪,这也是他的散文名篇。散文所承载的文学使命与小说不同,如果说左翼作家更多以小说作为斗争的武器,那么散文就是他们为个人情感保留的一块自留地。若不以团体而是以风格来界定流派,他们在此时可以说更接近京派的风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纯正的文艺观在散文栏有了一定的体现。
同理的是诗歌,尽管与小说和散文相比所占比重并不太多,然而京派新老诗人交相辉映,废名、林庚以及有“汉园三诗人”之称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都曾发表过他们的诗作,[18]其余作者还有孙毓棠、臧克家、李文瀛、李嘉言、刘廷芳、徐芳、王蔼芬、钱蕙荷、丽尼、吴组缃、曹葆华、方敬、罗莫辰、陈敬容等。其中有早已成名的诗人孙毓棠、臧克家,更多的是刚进入文学领地的新手,如吴组缃、曹葆华、方敬、罗莫辰、陈敬容。但不管是新是旧,大多都是北方作家,上海作家很少出现,可见在诗歌领域毕竟还是文化气息浓郁的北方占优势,而其中的代表,自然是最具学院气派的京派作家。
至于论文和书评,更是《文学季刊》不容忽视的栏目。在上面刊登论文的大多是当时的大学教授或才子,如郑振铎、黎锦熙、吴晗、刘半农、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李长之、常风等,且京派作家占了很大比例,彰显了京派文人对文学的严肃态度和踏实的学风,也体现着《季刊》踏踏实实,注重艺术水准的办刊风格。这使得这份刊物学院气味很浓,与当时的上海刊物有很大不同。其中有朱光潜的《笑与喜剧》、《刚性美与柔性美》,李健吾的成名作《包法利夫人》(书评)、福楼拜研究系列,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郑振铎的《元明以来杂居总录》和颇有趣味的长篇论文《论元人所写士子商人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季刊》上发表论文和书评的上海左翼作家也不在少数,并没有让北方的文人学者专美,比如黄源的《幽默文学与讽刺文学》、《大战后的日本文学》,洪深《希腊的悲剧》,瞿秋白《读房龙的〈地理〉》,王淑明的《子夜》、《新生》,胡风《张天翼论》、《〈七年忌〉读后》等。从题目可以看出,左翼作家的研究评介更强调现实性,能对社会、对革命文学有所裨益,与北方学者带有纯学术性的研究不同。像胡风的《张天翼论》也正是因此在上海通不过,而通过黄源转寄给靳以才能在《季刊》上发表。这里就体现了以左翼为主的上海作家和以京派为主的北方文人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
说到《水星》月刊,由于卞之琳加入主编,自然吸引了一批京派作家汇集在此,这也是文学史将其定义为京派主要阵地之一的原因。《水星》只登创作,且不分栏目,在上面登过诗文四篇以上的有巴金、靳以、萧乾、芦焚、沈从文、蹇先艾、李健吾、李广田、南星、何其芳、臧克家、李威深,无论是人数还是作品数量,京派都占有不小的比重,使《水星》成为展现京派风貌的舞台,但不能据此就把《水星》等同于京派刊物,在上面发表诗文的毕竟还有左翼和其他作家。它与《季刊》一样,都是本着文艺的良心而创办的刊物。
“文艺的良心”自然能得到大多数作家的共鸣,《文学季刊》和《水星》在创办后获得了来自京派和左翼双方的肯定。沈从文就曾说过:“……大公报对文学副刊的理想,朱光潜、闻一多、郑振铎、叶公超、朱自清诸先生主持大学文学系的态度,巴金、章靳以主持大型刊物的态度,共同作成的贡献是不可忘的。”[19]在《季刊》停刊后,萧乾撰写《悼〈文学季刊〉》一文,表达了对《季刊》的惋惜以及被迫停刊的愤慨。对两份刊物评论最多的当属茅盾,他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说:
 
在这年头儿,一本文艺性的刊物出世,往往会引起异常的注意。人们往往不暇审辨刊物的内容,而倒先去乱猜这刊物出世的动机,或者有什么背景。结果是刊物虽然会引起异常的注意,但因所注意者不是刊物内容的好坏,所以议论纷纷,大率不能对一刊物尽“批评与介绍”之责。有些怕麻烦的文学者于是也就以不声不响为“满足”。《文学季刊》就在此时期联合自好之士,打算做点真真实实的文学工作,这一股傻劲儿也就够使人们尊敬了。……[20]
 
针对《文学季刊》中的论文,茅盾又这样评价:“像黎锦熙的《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李长之与吴文祺两位的《王国维研究》,……在现今,只有一股‘傻劲儿’的人才在那里钻研。”[21]在另一篇文章里,茅盾对《水星》也有赞扬:“《水星》创刊号给我们的总印象是朴质严肃,是一些在文艺园地里潜心工作的朋友们说他们要说的话,不卖‘野人头’。……像《水星》那样老老实实不卖‘野人头’,正正经经在这干枯的文艺的小河里尽它‘加一瓢水’的工作的,实在弥觉可贵。”[22]身为上海左联的主力作家,茅盾的评价应该可以代表整个左联对两份刊物采取的姿态。而作为左联的“盟主”,在《季刊》初创之际,鲁迅先生就先后发表了《选本》、《“看图识字”》两篇杂文作为支持,从中也可看出鲁迅先生对为新文学辛勤耕耘的后辈青年的肯定与鼓励。
《文学季刊》和《水星》在编辑人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下,汇集了南北的一大批作家,其中主要是京派与左翼。尽管因文学观念和风格的不同,两派在同一刊物上各有侧重,但这正说明了《季刊》和《水星》是承认差异和独立的:左翼和京派的观点在这里可以并存。这就从客观上打破了两派对立的局面,为京派与左翼架起沟通的桥梁,使他们可以在同一阵地上寻求对话,而京派和左翼也朝着这个方向做了。
 
文学史上京派与左翼的对立,背后通常联系着两个城市:北平与上海。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北平这个城市时,却发现,京派与左翼的界线不再那么清晰。在北平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受到北平古朴宁静的学术气息的浸染,并且远离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心,加上在风格上受京派潜移默化的影响,势必呈现出与上海左翼作家不一样的风度。而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对待文学的严肃态度,在文学上保持独立的文学观念等共同特征下,在流派内部早就存在艺术追求的松散性,特别是京派青年作家,呈现着与以往京派作家不同的艺术风格。时代的潮流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深对现实介入的深度,而对艺术本身的追求又使他们秉持着文学独立的观念,使他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京派的风格。他们的气质介于京派与左翼之间。这可谓是双方达成的默契,北平的左翼作家与京派后期的青年作家,虽然起因不同,但殊途同归,同时具有京派与左翼的气质,而京派与左翼以他们为纽带,也就此有了关联。
如果说靳以和巴金与京派文人的交游,还带有为刊物团结作家的考虑,那么编辑以外的作家之间的交往,则纯粹出于个人感情和相互欣赏了,《文学季刊》和《水星》上的作者们正是如此。除却为刊物而进行的事务性交往外,左翼作家与京派作家也有着良好的私交。杨刚和萧乾就是一个例子。杨刚是一个很早就投身于革命的共产党员,曾参加过北方左联的创办工作。萧乾当时是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且一开始就受到京派作家沈从文的提携和帮助,经常出入京派的文艺沙龙,被当作京派作家里的后起之秀。然而他们却成为了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尽管为此也有过争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
杨刚尽管很早就成为一位革命工作者,但与京派作家的联系与友谊,使其作品风格接近京派。[23]在为革命而进行创作之外,她对文学抱有一份特殊的热爱,特别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她在燕京大学读的正是英文系,与萧乾的相识也是从这里开始。当时燕京大学有一名教英文的美籍女老师包贵思,她家经常举办英国古典诗歌的朗读会,杨刚每次必到且始终坐在包贵思身边,由此认识了偶尔也参加的萧乾。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杨刚与包贵思的特殊交谊,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位笃信宗教的美国女教师的友谊,颇体现出杨刚的一些风貌,萧乾就曾为此写过文章。[24]跨越国籍和信仰的不同而达到的友谊,这本身就需要彼此的理解与包容,而杨刚显然也把这份理解与包容带到了与京派的交往中。
至于萧乾,在南下以后曾被归为“谪京派”。“谪京派”,用杨义的定义是“离开了正统京派的超然物表的艺术态度,增浓了创作的社会介入的深度。”[25]实际上,早期的萧乾严格说来就是一个革命文艺青年,当初斯诺编选《活的中国》时,共同参与的正是萧乾和杨刚,集子里收录的大多是茅盾、丁玲、萧军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杨萧二人也各有一篇小说被编入。在《文学季刊》和《水星》期间,萧乾的这一倾向开始逐步明确了。
萧乾的第一篇小说《蚕》1933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并且幸运地在开始阶段就受到京派老作家沈从文的提携和帮助,以至多年以后萧乾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这段往事:“住在文艺刊物如林,文艺朋友如林的大都市里,有那么多师友指导诱进,又遇到肯为你抠着字看,挨着行改的一个‘好朋友’。(算算你有多少别字讹字,就知道人家用了几份的耐性!)”“这是沈从文兄,这个心肠热,笔下好的乡下人……”[26]与京派作家的过从甚密,使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拥有浓郁的京派气息,萧乾自己也认为当时是用“乡下人”的眼光来看待都市:“《篱下》企图以乡人衬托出都会生活。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在乡野。”[27]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大多带有自传色彩,融入了萧乾童年的生活体验,而对乡土人情饶有意味的感觉,又使他的这些小说具有诗情小说的意境与特征。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幅幅优美的田园风景画。《俘虏》讲述了一群少男少女在盂兰节前的故事,全篇可谓是交织着风俗与人情的诗。《篱下》虽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发掘这个辛酸悲苦的世界,讲述孤儿寡母寄人篱下的生活。然而尽管这样,小说使用的毕竟是孩子的眼光,展示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天真淳朴而非大人世界的阴险刻薄。与其说是作者想表现成人世界的复杂黑暗,倒不如说体现了作者难以忘怀的童年情结。
萧乾超越京派原有的一些艺术法则,是从他的小说集《栗子》开始。萧乾自己也有这样的体认,在《栗子》集的代跋《忧郁者的自白》中他写道:“我开始仰起头来。对人生,我有了更浓的热望。在工作上,我增大了野心。这趋势,在《篱下集》里还不大看出,因为我是在濡着一管想战斗而是柔嫩害羞的笔。在《栗子》里,我是学习往大圈子里跳了。我忽略了琐细曲折(也许我也走开了美的河流!)……我投进广大的人生里了。”[28]《栗子》集里的小说与《篱下集》相比明显带上了民族意识。《皈依》、《昙》、《参商》等几篇小说表现出来的反基督教思想,是在那个特定年代对西方利用基督教思想奴役中国人民所发出的反抗之声。萧乾在谈到《皈依》这篇小说时说道:“……救世军则专在城市贫民中间收买灵魂。二十年代我还在三河县一所教堂的院子里看到神台会在领着农民做礼拜。信徒几乎清一色是文盲。”“我写了有民族骨气的景龙——妞妞的哥哥,并以他同雅各军官正面冲突作为小说的高潮。然而生活中,我并没见到过这样的好汉。”[29]正是萧乾在小说中表露的这种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识,使得斯诺在编选《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选》时把它收录,介绍给美国读者。后来的《昙》、《参商》也承续着这一态度,在这些文字中不再弥漫着京派作家面对社会现实虽有不平却始终保持一段距离的那种淡淡忧伤,取而代之的是直面现实并发出挑战。
这里需提及的还有芦焚,他与萧乾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如果萧乾是由京派而逐渐向左翼靠拢,那芦焚经历的正是一个相反的过程。1931年初到北平就加入左翼组织“反帝大同盟”,与左联成员金丁、徐盈合办红色刊物《尖锐》,甚至曾被丁玲邀请加入左联,芦焚一开始就以左翼的身份出现。“芦焚”是英文的音译,意译则是“暴徒”,取这一笔名就已体现他的人生态度。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作品如《金子》、《边沿上》、《谷》等,对战争、革命和现实人生的密切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但《谷》依旧获得《大公报》小说奖,京派评委们敏锐地发现了芦焚,这个对现代文明极度敏感的乡下人。朱光潜称之为“跨在两个时代与两个世界的人”。[30]这时的芦焚还怀抱着乡土和都市两个世界,而在以后的创作中,属于乡土的一方则逐步清晰起来。从《里门拾记》到《落日光》及至《果园城记》,芦焚为平静安宁的田园生活吹响最后的挽歌,“把情感给了景色,把憎恨给了人物”。[31]这时的他可说是逐渐远离了左翼,而得到京派的精髓了。但这些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就不再详加论述。
由此可见,无论杨刚,萧乾还是芦焚,左翼和京派在他们身上都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相互交流,相互靠近的一面。这种融合,在《文学季刊》和《水星》期间就有显现。从另一个角度说,两份刊物不仅成为京派与左翼作家相互合作的阵地,它们还见证了双方相互靠近的内部转变。
 
两份刊物的创办,一个因缘际会的巧合,“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的同一态度,以及在观念差异之上的相互欣赏和相互靠近,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推动了京派与左翼在北平的融合。这种融合又通过《文学季刊》和《水星》有了具体体现。本文通过探求两份刊物与两个文学流派间的关系,想说明的是,文学史上呈现的只是历史的一面,其背后的细节则远为复杂,而这些同样也不应该为人忽视。
 
 
[1]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萧乾.萧乾回忆录[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3]陈丹晨.巴金全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4]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J].新文学史料,1988(2).
[5]杨义.《文学季刊》的宽容和《水星》的雅致.[J].书城,1994(6).
[6]吉崇敏.《文学季刊》与1930年代文学.[D].吉林大学,2006,来源: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7]陈丽平.《文学季刊》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03,来源: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8]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9]徐�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Z].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①尽管京派作家群在这之前已开始逐渐形成,但正式得到“京派”的称呼则是由于这场论争。
②朱光潜:《自传》,《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4页。
①参见孙席珍:《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左联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0页。
②《水星》和《文学季刊》基本上是同班人马负责,所以这里不再赘述《水星》的情况。
③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萧乾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4、437页。
④参见靳以:《和振铎相处的日子》,《靳以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①吴泰昌:《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①卞之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琐忆》,《书屋》,2000年第8期。
②李健吾:《爱情的三部曲》,《李健吾文学评论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③《〈文学季刊〉发刊词》,《文学季刊》创刊号,北平立达书局,1934年1月1日。
①《〈文学季刊〉发刊词》,同上。
②有时“小说”栏又称“创作”,“论文”栏称“论著”,“书报副刊”栏称“书评”,“剧本”栏又称“戏剧”,详见《文学季刊》总目录。
③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读书》,1983年第10期。
④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同上。
⑤《文学季刊》于1934年1月创刊,1935年12月终刊,共出8期;《水星》于1934年10月创刊,1935年6月终刊,共出9期。
①本文中的“左翼作家”包括立足现实人生,文章风格左倾的进步作家,并不以加入左联为限定。
②张晓云,唐金海:《巴金笔名考析》,《新文学史料》,1981年01期。
①除何其芳只有1首外,其余四人发表的诗作都在5首以上(废名5首,林庚6首,卞之琳8首,李广田7首),将近全部诗作的一半。
①沈从文:《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
②惕若(茅盾):《〈文学季刊〉创刊号》,《读书》第2卷第2号,1934年2月1日。
③惕若(茅盾):《〈文学季刊〉创刊号》,同上。
①惕若(茅盾):《〈水星〉及其他》,《文学》第3卷第6号,1934年12月1日。
①参见马俊江:《师陀与京派文学及北方左翼文化》,《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
②参见萧乾:《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交谊》,《新文学史料》,1982年02期。
③杨义:《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④萧乾:《给自己的信》,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92页。后面一句是萧乾所加的注释里的话。以下《萧乾研究资料》采用的都是此版本。
⑤萧乾:《给自己的信》,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第309页。
①萧乾:《忧郁者的自白》,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第325页。
②见《皈依》的“余墨”,《萧乾全集》第1卷,第128-129页。
③孟实(朱光潜):《〈谷〉和〈落日光〉》,《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1937年8月1日。
④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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